但有两件事让他觉得父亲“整个人还在那儿”：“他的遗书给我印象最深，它让我和许多读者一样由衷地佩服他的人格。在遗书中，父亲没有使用半个慷慨激昂的字眼，这非常不容易。他为人厚道，至死仍然如此谦卑。”
“反右”运动结束时还有一段插曲：“有一天，领导来找我，说要为父亲‘摘帽’，问我为何父亲不出现。我于是问父亲，他说：‘当初戴也是你们，现在摘也是你们，和我毫无关系。既然戴了，就戴着吧。”’
傅敏：父亲的来信
我烧得只剩三封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显得默默无闻，但著名的《傅雷家书》正是由他在幕后呕心沥血再三修订而成。小时候，兄弟俩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被母亲疼爱……
傅敏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从事中学英语教育，如今傅敏已退休在家。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他出口便是家乡话，正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1948年起傅聪在昆明读中学，傅敏已经随父母回到上海，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很愿意帮助别人。对自己的子女，他就没有这么慷慨了。我这辈子只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太好，进不了优等生班，母亲出面找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从此我不再游手好闲，开始认真读书，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傅聪出国时，全家人都送到火车站月台，傅敏哭得最伤心。“因为哥儿俩感情很好，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
“傅聪大我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了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学那；而我更多的是受学校教育。中学毕业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傅敏并没有受冷落的感觉，但直到今天仍想不通父亲看人为何如此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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