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论文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经济学论文《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资料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

　　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