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理贫困的福利提供策略
多种福利提供途径相结合。在我国，福利提供主体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国家总是在社会和市场的福利提供失灵时才作为守夜人的角色最后出场，尤其在心理贫困问题的归因更多来源于个体和家庭自身的功能缺乏的情况时。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福利提供是福利需求产生时的首要选择。因其提供及时、充满弹性、兼顾服务对象情感需求的满足，并且不存在消极标签效应或污名的特点，在我国社会福利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孝道文化的核心。但是，家庭照顾由于专业化水平低，无法对贫困个体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家庭照顾者自身的援助需求往往被忽略，从而有可能使其沦为心理贫困群体的一员。市场是福利提供的另一重要途径，由于其及时、有弹性、创新、独立和无污名及标签效应的特点，而成为最大的福利提供方。由于个体拥有资源不同，存在福利提供的选择性、不平等性、边缘化的特点，甚至出现失灵的状况。社会福利提供主要包括社区互助、志愿团体服务，因其及时、有弹性、方便、合作、同时提供心理归属的特点，而成为我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但又由于其服务范围受限，资源、服务获得机会及能力的限制而使其举步维艰。心理贫困的产生原因，在于个体成长过程中家庭功能的缺失。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人，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也为个体社会化的成功与失败承担了职责。因此，家庭作为个体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在对心理贫困的福利提供中便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最重要的角色。由于其专业支持力量的不足，需要社会和市场中专业力量的加入。同时，在家庭功能受损时，市场和社会甚至国家能够为心理贫困的福利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从而将家庭、市场和社会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福利提供体系。在满足社会成员心理需要的同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
普惠型与选择型福利提供方式相结合。根据社会需要的目标定位原则，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福利制度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化为“普惠型”，而是要构建适合我国社会需求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选择型福利提供是通过家训—审查，将有限的福利资源提供给部分成员。普惠型福利则只根据公民身份，将福利资源提供给全体公民。选择型福利提供的资源必定是有限的和部分的，而普惠型福利的提供资源应该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丰富的。选择性福利提供的资源有限性，决定了选择性福利的提供必定为福利接受者打上社会的烙印，但普惠型福利不加区分地公平而对每个成员，则不会或很少会出现社会烙印。从成本上讲，选择性福利节约成本，而普惠型的福利提供却需要较大的费用开支。从长远看，选择性福利依赖于国家控制力量，持续性相对较弱，而普惠型福利提供对国家依赖较少，相对持续性较强。心理贫困群体中绝对贫困群体由于无法通过个体的自助能力解决心理困扰，其需要的心理服务相对更为突出，大多需要专业指导或医疗救助。因此，应对其进行选择性心理服务的提供，指定专业心理辅导和定期服务，甚至提供免费就医用药等，以保证将有限的资源提供给最需要的群体。相对程度较轻的一般性心理贫困群体(亚健康群体)，可采取不加选择性的全民福利，提供心理指导咨询等帮助机会，充分满足成员的心理需要。同时，也使他们较少受到标签效应或心理问题污名化的影响。
基于增权理论的福利提供方法。增权理论认为，具有公民身份的每个人都应依据权利获得社会的各种资源、权力和关系，包括获得自己需要东西的能力、与他人合作并影响他人的能力，以及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心理贫困的个体表现为:对这种权能的缺失，缺乏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善与他人合作、影响他人行动，及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表现为心理上的无力感、无助感、疏离感、失控感及自我效能感的低下。对心理贫困个体的增权有助于挖掘其潜能，增强和提高对心理贫困的能力匾乏的认识，减少和消除无权感，达到心理贫困干预的目的。
基于增权假设，对心理贫困的干预理念将案主看作具有多种能力和潜力的个人，无论他们事实上多么弱势、无能力、被贬低。干预以个体的能力、需求和资源为前提，支持其有报酬性的日常生活和影响他人的权力，促进自我感、自我价值的信念和控制感。同时，采用方法上注重提供支持、传授技巧、注重参与、分享信息等四种途径的增权实务干预模式，尊重并关注个体对自身需求的理解，帮助建立互助团体和同辈支持，达到提升权力、增强自我效能、增进与维系改变，最终拥有掌握自己命运与机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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