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圆缺性: 秩序化的目标指向
除了上文中我们指出的文化认同中的意向性悖论的三种形式或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圆缺性”也是不能不重视的。这里，我们用圆缺性意指系统自身演化过程总是伴随趋失序化状态的产生，乃至它的自生自灭。系统科学的现代研究表明，系统自身演化的趋失序化特征，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就是所谓描述系统存在状态的熵定理在起作用。熵定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封闭系统来说，在没有外力影响或干扰的情况下，系统的定向远动强度会减少，杂乱运动的强度会加大，系统最终会进入无序运动的状态，也就是失序状态。如果我们能够适时地给系统补充负熵，即补充物质或能量，就会抵抗系统自身的趋失序化行为，并有可能走向更加秩序化的状态。熵定理所描述的这种状况，不仅在自然世界普遍存在，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如果我们把系统的理想秩序存在称作圆满，那么，它的失序存在就是残缺。一个系统总是在趋秩序化或趋失序化的状态中自我演化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系统也同样如此，因此，圆缺性也是文化认同系统的一个基本特性。
从意向性的视角看，人类在各种各样的意向活动中，主体总是把追求圆满性，消除混乱或残缺性作为一个终极目标，这是由人类的动机结构决定的。然而，在同一时间维度，人类的动机结构中并不只存在一个目标诉求，因此，某个目标的圆满实现，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目标的残缺，所谓人不得全，车不得圆，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换句话说，一种目标的圆满实现，意味着认同系统在某一方面的秩序化得到加强，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秩序状态有可能被弱化，甚至趋于失序，比如，如果我们在社会实践中特殊强化了经济这个构成要素，使经济秩序得到加强，就有可能导致政治或文化的失序或其秩序状态被弱化，因为圆缺性是客体对象的差异性和人的力量施用的不平等性内在引发的自然状态。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化认同中意向性的圆缺性悖论。意向性的圆缺性悖论的产生有其客观基础。表观上看，它似乎与人的动机性紧密关联，甚至与人的审美性关系密切，是从人的意向活动中滋生出来的，其实，圆缺性首先是系统存在与演化的一个基本特性，它是客观的现象。只是从意向性的视角看，人类的动机性在物质世界并不存在它的对应物，所以，尽管圆缺性的悖论具有本体论上的特征，但我们更愿意把讨论限定在具有价值论属性的文化认同系统中。人类的动机结构与文化认同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和相互交织性。文化认同的目标导向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实践的动机性反映，二者不仅在人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上切合，而且也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的过程中相伴而行。人的某种实践动机的产生极有可能源自于特殊的文化认同，如，当人们认识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的动机就会油然而生; 当人们产生了要做一个强国的动机，就会在文化认同上聚合，走向积极的意向性聚焦。人类总是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和生活，这一过程始终依托着文化认同的意向性力量，寻求推进社会秩序化的动力，防止各种有可能导致失序化的事件或因素的发生。
强化文化系统中人的社会实践的圆满性，必然指向对系统目标的合理设置，这是文化认同中意向性特征的基本作用。然而，圆缺性悖论提示人们，实践活动中决不能只设置单一目标，否则，就会人为地诱发目标之间的竞争，强化系统中各种目标之间的冲突，进而引发行为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一种目标的圆满实现和他种目标实现的残缺不全，这实际上加大了系统运行失序的概率，因为，系统的目标管理本身是处在人类多种动机和行为的冲撞之中的。然而，试图克服系统运行可能出现的圆缺性悖论，仅仅借助于目标管理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的社会实践是多样性的活动，社会性转换过程要通过系统整体的运行来实现，因此，必须要强化系统设计。良好的系统设计至少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体目标的结构性设计;其二是明确预先的期望，即要把系统可能出现的各种阻抗因素考虑充分; 其三是准确把握系统中各种行为主体的角色地位和实际发挥作用的现实方式;其四是设计出实践者的参与形式和规训条例; 其五就是构建系统的规范化调控机制。不难看出，有效控制系统的运行走向，一定要从全面考虑系统内部的社会性冲突为起点，并预测到在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冲突的一般特征，借此，适时地调整文化认同的内涵与文化发展的着力点，尤其要密切关注各种交叉点上的认同状况，充分发挥意向性的调节作用，使圆缺性悖论对系统行为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使系统的秩序化过程朝向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强化文化系统中人的社会实践的圆满性，意味着有效克服文化系统因矛盾而产生的失序化行为，提升系统的秩序化程度。英国学者鲍曼认为，“文化”概念最主要的矛盾性反映了创造秩序观念的矛盾性，这种观念是所有现代存在的核心。没有人类自由的选择，没有人类超出现实的想象力，无法想象人为创建的秩序能够承受和排遣压力。
鲍曼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文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除人类共同体的矛盾性，释放并创造秩序性，缓解人的现实生存压力，使人的生活成为一种既摆脱物的压力，又摆脱了文化的相对压力的自由。可是，特定文化缓解、消除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中的矛盾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会提出一个判断，即人类应该正视同时允许矛盾存在，允许不和谐的因素存在，或者说，允许有残缺性。缓解和消除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必然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的自由创造的能力，在适应不可抗拒的客观性的同时，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从而创造良好的秩序。“创造秩序”意味着控制了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是对一群人加以排序的话，那么，任务就在于增加特定行为模式发生的概率，降低或消除其他类型行为发生的概率。这项任务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必须设计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 第二，必须确保服从预先设计的概率分布。第一个必要条件有一定选择的自由，第二个必要条件明确了限制条件或者说从总体上排除了选择。这就是说，秩序的创建既要适应系统因矛盾而生发的变化，又要提高实现系统秩序化的概率。
强化文化系统中人的社会实践的圆满性，体现为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合作性和行为方向的一致性。我们知道，系统的文化并不归属于哪一个主体，而是共属于文化系统中的每一个人，因此，文化具有共享性。既然文化是共享的，那就要求享受这种文化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其做出贡献。事实上，享受某种文化的每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为自身的文化做出贡献。然而，在没有或不明晰的群体意向性场景下，个人所做的贡献不仅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很有可能不利于群体文化的发展，对于创造秩序化的社会来说，也很有可能有悖于它的发展方向。因为个人对其行为的圆满评价总会持有与群体评价相一致或吻合的因素。所以，推进个体行为之间的合作性和互依性，强化群体行为的一致性，是克服文化系统自身趋失序化的必要措施，合作性和互依性把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明确区别开来的同时，也使因合作性互动而达成的彼此需求的满足，让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起了积极的情感，所以群体成为有吸引力的群体，成员也受到鼓励愿意留在群体之中。成员因个体间的互动而促成了彼此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个体成员相互之间才构成吸引，群体凝聚力也因此而形成。如果忽视了基于文化共享基础上的合作性和互动性，就很难把个体与群体的动机和行为过程有效联系起来，文化认同的自我范畴化也就难以实现，圆缺性悖论就会释放它的趋失序化作用。
强化文化系统中人的社会实践的圆满性，还意味着要有效处理所谓群体极化问题。群体极化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是系统中行为主体的一种从众行为。人是很容易受群体的压力而屈从于群体大众的，这是人作为群体性存在方式的一个生物体的基本特性。人的从众行为的基础源于意向性的内敛性质，即所谓意识的内化。按照现代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从众是指以与下述个体相同的方式行为，即这个个体被认为是该群体最具原型性的成员，并且最能体现该群体的规范。例如，一个小的非正式群体正在就某个主题给出他们的观点，我们有理由假定，规范就是他们观点的均值，因此，最具原型性的成员也就是其观点离内群观点负分布的中间位置最近的成员。此时从众就表现为向均值的聚合。即群体的行为有向群体中最具权威性的人的行为的聚合，群体中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群体行为的指向或均值，它具有内群原型的、规范的或表率的作用。因为文化群体具有从众的行为特征，所以，这对强化群体积极的价值导向有利且尤为重要。如果在文化认同过程中能够使群体极化的行为导向有利于其秩序化的方向，就能为文化系统实现圆满的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 反之，就会导致系统残缺性程度的升高文化认同系统意向性的圆缺性悖论，是人的社会实践是否具有一致性的表现，是社会存在状态是否具有和谐性的一种度量形式。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有效调动和调整人的社会实践行为，使之有助于文化认同系统向着的秩序化的方向演进，满足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圆满目标，克服认同系统自身所具有的走向趋失序化的自然特性，把社会冲突中的异质性因素转化为同质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优质发展和内涵发展。五 结语
文化认同中的意向悖论是人类发展文化的意愿和实践的产物。人类对文化的需求如同植物对土壤、阳光的需求，具有先在客观性。然而，人与植物是不同的，人对文化的需求以及发展文化的意愿，总是伴随着自我作为主体的选择活动的过程，总是内含着文化选择主体的意向性，因而，对同质文化要素的凝练，对异质文化要素的吸纳与排除，是在意向性导引下扩展文化的基本形式，是主动与被动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文化实践活动。悖论的产生，既具有客观的属性，也具有主观的价值选择因素，这就决定了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文化扩张的多元性，从而彰显出在特定意向性的文化场域中文化认同的多种悖论形式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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