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时间观念及中西传统时间观的论文(4)

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

　　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中，也有一套很有特色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中西方的天文学和历法学，而同中西方时间哲学中的核心部分关系不大，所以置而不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侧重于研究同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中的哲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偏重于研究同社会生活和人文领域相关的人文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哲学问题。阐释中国哲学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应当追溯到《易经》这部古籍。我以为，诞生于西周初年“成康之世”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源头。它早于儒家和道家的问世，儒家和道家都从《易经》中吸取了思想和养料。因而，《易经》不能被说成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抑或专属于道家的经典。历代的专家对《周易》的书名作了不同的诠释，指出“易”有三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易，即变易也。”“变易”就是运动、变化，其中包含着时间的流程。

　　专家们对《周易》中的“周”，也众说纷纭。“周”既可以指“周朝”之“周”，也可指“周流”之“周”。从“周”即“周流”出发，它告诉人们：事物和生活的变易是周流不已的。像“变易”一样，“周流”中也蕴含着时间之流程，蕴含着时间周而复始之流程。撇开“卦”“爻”符号不谈，仅就卦、爻辞而论，大多是一些占卜、算卦即预测今后将会怎样的记录。正如朱熹所说的：“《易》，卜筮之书也。”作为卜算和预测记录的卦、爻辞，其间包容了中国上古人朴素而丰富的时间观念。既然是卜算或预测，当然是卜算或预测“未来”，这里边已经有了关于时间流程的“未来”的观念。《周易》的作者群体非常关心未来的情况，尤其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卦爻辞记录的是一些与社会生活、人生经历相关的内容。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祖先关心的是人世和生活的时间，关心的是人文领域中的未来。卦爻辞中不断出现“吉”、“凶”、“有吝”、“无吝”、“有咎”、“无咎”、“悔”、“无悔”等字样。这些字样都用来预测未来，预测人文领域中人们的行动或所做所为指向的未来，以及未来可能的遭遇，包括吉凶或有吝无吝等等正反两面的功利意义和价值取向。它再次证明：从殷周时代起，我们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时间流程和人文事件的未来走向，关注的是未来的功利内涵和价值内涵。不少卦爻辞记录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及成康之前商代和殷周之际的历史事件。并用这些历史事件已有定评的有吝、无吝、有咎、无咎的功利性或价值性，来预示或测算现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它对未来的吉凶之类的功利性或价值性的取向。从上述卦爻辞中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周初的人们已经有了“过去”的和“历史”的时间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有关过去已经发生的往事或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与人文时间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这些卦爻辞中还暗示着周代初期的人们已经萌生了“以史为鉴”的思想，有了后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雏形。

　　《周易》的时间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和传统时间观的影响，可谓大矣深矣。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向来认为，所谓时间就是指依存时间而言，即依存于社会生活或人文事件的时间。它非常关心时间流程中的“现在”、“过去”、“未来”的社会生活和人文事件，以及相关的价值或功利的意义。这种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很重视时间的“未来”，很重视预测个人、家庭和社稷的“未来”。也很重视时间的“过去”，很重视个人、家族和国家的历史，于是，“以史为鉴”成了一句格言。上述种种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从渊源上讲均来自不朽的名著──《易经》创立的时间观念。沿着《易经》开了头的探索时间奥秘的思路，儒家、道家、墨家以及诸子百家，均创立了各有特色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建构了许多描述时间流程的术语或概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这句话中提出了“逝”的概念。“逝”，就是时间的流逝。从表面看，这是作为自然事象的河水在时间进程中流逝。深入一层就不难看出，它涉及的却是人文时间的流逝。“逝”，暗指人生的流逝，人的生命的流逝。依存于人生和人的生命等人文事象的人文时间，同样是川流不息的，像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流逝着。老子创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的时间观，还提出了时间的“周而复始”的命题。他发展了时间流逝的概念，认为依存于万事万物的时间是周流的、周行的。在周流、周行中，时间之流总是循环前进，往复不已，经过每一次循环又重新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时段中，在每一时间段落的循环圈中，时间之流有个开始，也有个终结。就终结又成为新的开始而言，时间进程是无限的。“周而复始”意味着，从时间的一个循环圈到时间的另一个循环圈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老子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中，一方面，时间之流是周行循环，有始有终的。另一方面，周行或循环不断进行下去，时间又是无始无终的，于是时间有了自己的无限进程。庄子丰富了时间的“周流”和“周而复始”的哲学思想。他从“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进一步创立了“安时”的概念。人应当顺应其自然而然的生命历程，还应当安于蕴含在人生历程中的自然的时间之流。孔子提出：为人处事必须在矛盾的双方或事象的两端之间“执其中”，即“执中”的思想。《中庸》在“执中”的前提下，进而标榜“用中”的思想。所谓“用中”，就是利用矛盾的两端，不偏不倚地“用其中”。孟子又在“执中”和“用中”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中”的思想。“时中”的“时”就是指时间而言。准确地讲，这个“时”，有“顺时”和“适时”的含义。也就是说，要顺应时间的进程，要抓住时间进程中适当的时机，“执中”和“用中”应当有个适时性，有个时机感。强调“时机感”、“时运感”和“适时性”，是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安时说”和“时中说”涉及的时间哲学问题，后文还要详加论述。）据许多专家考证，《易传》诞生于战国中晚期。《易传·系辞》的上篇和下篇，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易传》或《十翼》是一部阐发《易经》的著作，它吸纳了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此处不可能对《易传》或《系辞》的时间观作全面的诠释，我只想就“生生之谓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一点简略的说明。“生生之谓易”，意思是，变化发展就意味着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从时间哲学或时间观上看，变化发展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这样的时间过程同万事万物的发生、萌生、创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时间流程依存于事象世界中的各种事象发生、萌生和创生的过程，因此，时间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系辞》把发展变化的时间过程同宇宙的生命、历史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接上了轨，把时间流程和生命流程合为一体。这样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即“生生不息”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和传统时间观的另一个特色。从周幽王时代的史伯提出“阴阳对偶”的概念以降，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中的阴阳观和时间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阴之阳之谓道”，意思是，阴和阳相对相关的矛盾运动是最基本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换言之，一切运动变化的时间过程，都依存于“阴”和“阳”这两个矛盾方面的相斥相济、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也把时间看成是依存时间，把时间的流程视为阴阳消长的过程。这个命题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特色之一。墨子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墨经》中提出“久”这个独树一帜的时间概念。《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久”，通于“宙”，都是指时间流程的悠久和无限。这句话的意思是：“久”这个时间概念，是从事象的变化过程中有先后秩序概括出来的。《墨子·经上》还写道：“……久，古今、且（旦）莫（暮）。”意思是说，“久”（时间）包容了古往今来和朝朝暮暮。(参见方孝伯：《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墨子对跨越于人文事件和自然事件的高度概括的时间进程作了全面的界定和阐释，此等时间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多见。正因为墨子的包括其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在内的理论模式是独特的，所以在战国时代，曾经一度是显学的《墨子》及其时间哲学，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来，却成了长期被埋没的“隐学”。直到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墨子》才从沉沦中获得了新生。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时间观，决不能撇开中国历代的史籍中提供的同历史相关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早在春秋初期，孔子著《春秋》一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是一部历时性的按编年秩序撰写的史书。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和《谷梁》也是有清晰的历史时间秩序的编年体史书。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及后来的《前汉书》、《后汉书》等等，虽然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然而在纪传史书中，每一篇有关帝王将相及其他历史名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无例外地都是按年代顺序编撰而成的。人们常说：“中国是史书的天国”，不妨补充一句，中国也是十分重视历史时间的“天国”。中国化的佛学也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一方面，从印度佛教中引来了“刹那”这一概念。“刹那”是指极短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指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或“一刹那”这类概念是用来表明时间之流有间隔，时间之流是由无数“刹那”组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更强调时间的延绵性。比如天台宗经常说：“一念三千”，在“现在”的“一念”之间，可以把三千世界都呈现出来。天台宗又强调：“念念相续”，这就是说“现在”的“一念”和“过去”无数的“一念”、“未来”无数的“一念”，是相续的，延绵不断的。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谈论的时间大多是相对的时间，即社会生活或人文实践中或长或短、忽快忽慢，可以相互比照的时间流程。这样的时间流程，均为依存的时间流程，依存于社会、历史、生命的时间流程，依存于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佛教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除外），一般都肯定了历史上的和生活中的这一类形而下的相对的和依存的时间，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受西方哲学的熏陶，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等人，才力图建构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将世界分为两个层面：形而上的“真际”世界和形而下的“实际”世界。“真际”世界的时间或形上的时间，才是本体性和绝对性的时间，至于“实际”世界中的时间，只能是非本体的、现象界的时间，只能是相对性的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冯友兰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接受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时间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