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时间观念及中西传统时间观的论文(7)

十、中西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体用”关系和“道器”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体”和“用”的关系，讲求“道”和“器”的关系。借助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体”就是现象的本原或本体；“用”则相当于现象及其属性的效用和功能。“道”就是不可观察、无形无相的本质规律或根本法则；“器”则类似于可观察感知的、有形象的具体事象。中国传统的哲人多是“体用”的统一论者，他们强调即“体”即“用”，“用”不离“体”，“体”在“用”中，没有超越于“用”的“体”。中国传统哲人也是“道器”的统一论者，他们主张“道”不离“器”，“道”在“器”中，没有出离于“器”的“道”。“体”和“道”是形而上的，“用”和“气”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体”和“道”，总是体现在形而下的“用”和“器”之中，形而下的“用”和“器”，总是蕴含着形而上的

　　“体”和“道”，形上和形下是相融的、统合的。中国传统的哲人，虽然有时也分别考虑到时间的“体”和时间的“用”，或者分别考虑时间的“道”和时间的“器”，然而他们一般都认为时间的“体用”和“道器”是相依相待、相融相合的，是浑然统一的，所以很少离开时间的“用”和“器”去深究时间的“体”和“道”。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时间的“用”和“器”，而时间的“体”和“道”就包含在时间的“用”和“器”之中。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掌握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历史进程中的时间之流，就可深入领悟时间的本体或时间的规律。中国传统的哲人很少去思考和建构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理由是，时间的本体就隐含在时间的现象和效用之中，形而上的时间就隐含在形而下的时间进程之中。

　　中国古代的众多哲人十分关注时间进程的即“体”即“用”和“体”、“用”结合中的时间之“用”。进言之，他们都下大功夫去领悟和捕捉各种时间流程的功能和效用，提出了不同的“适时观”。他们不断追问：怎样适应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的进程？怎样把握时间之流转瞬即逝的机遇？力图找到合理的答案。道家或庄子提出了“安时”的问题。道家倡导顺应自然，顺应自然而然的时间进程，力图做到“无为而治”。庄子创立了“安时”说，主张“安于时”，安于或顺应于时间的自然而然的流程，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安于或顺应于从生到死、听其自然的生命流程。既然人生的时间进程其终点是死亡，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对死亡怀有恐惧，勿需逃避死亡，而应该用达观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曾在《形、影、神》的组诗中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显而易见，陶渊明深化了和诗化了庄子的时间观，以及由这种时间观引申生发而成的生死观。

　　儒家则讨论另一类“适时”的问题。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时机”和“时运”。假若不能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历史和人生中合适的“时机”或“时运”，那么大至天下和社稷的事，小至家庭和个人利益的事，都无从下手，无法做成，至少是劳而无功。孔子提出“执中”说。在家庭的、社会的或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面对矛盾的两极，若想做成任何事情，决不要偏向两极中的任何一极，而应当执其中，把握住矛盾两极间的“适中”之处。《中庸》一书进而提出“用中”说。“用中”说发展了“执中”说，并指出，在矛盾的两端之间，不但要坚持“执其中”，而且还要灵活运用“执中”的原则。在“执中说”和“用中说”的基础上，孟子再跨出一步，提出“时中”说。“时中”说的要点是，必须在社会、历史、人生的时间流程中抓住“执中”、“用中”的时机。在各种矛盾运动的时间流程中，矛盾双方的相推和相济、相斥和相容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矛盾的两极之间没有固定的“中”或“中间”地带，我们应当根据矛盾运动及其时间进程的不同情况，适时地抓住时机地去“执”其中，“用”其中。惟有如此，才能不偏不倚，灵活多变，把大小事情办好，使家庭敦睦、社稷兴盛、天下太平。“执中”、“用中”尤其是“时中”之说，不仅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守成的准则，成为普通小民立身处事的规范。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去审视西方传统的哲学，就会发现，后者的理论模式中，“体”范畴往往超越于或独立于“用”范畴，“道”范畴也经常超越于或独立于“器”范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降，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坚持“体用”相分，“道器”相离的观念。用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说，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两相分离，形而上和形而下不能融合。甚至认为，本体与现象之间，形上形下之间，相互隔绝，如天壤有别。由此起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大多热衷于深究“时间从何而来”？“时间的本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时间本体论问题。这种倾向的哲学，当然会偏爱于去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从古罗马以来，西方哲人的时间观虽然各各不同，但如何对时间作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阐释却是他们中多数人共同关心的题目。奥古斯丁虽然偏重于反思内在的和体验的时间，但仍然要营造与基督教创世学说相关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连当代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倾心于求索时间的“体”和“道”，营造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符合“生存论”宗旨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在“体用”相分和“道器”相离的前提下，西方传统的哲人总是把时间之“体”和时间之“道”放在第一位。他们主张，本体的时间或形而上的时间，必然超越于现象领域中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必然凌驾于具体的时间的流程之上。或者说，时间之“体”或时间之“道”必然支配着和决定着时间之“用”或时间之“器”。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注意的焦点是时间之“体”，即时间的本质、本体。对时间之“用”，即时间的功能和效用往往不太注重，所以历代哲人对时间之“用”中的“适时”性很少作深入探索。不论是道家提出的“安时说”，还是儒家提出的“时中”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执中”、“用中”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不说找不到，至少很难找到相应的观点抑或相对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