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3)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