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开工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他在思考着生命独立意义在文学形式上的体现。
二、创作思想
沈从文认为社会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的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也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也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内中写的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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