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②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家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种悲怆的底蕴，自然世界充当作家心灵的折射，更多的呈现出历史的沉重。关于政治和文学，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充满封建意识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很显然，沈从文当时对文学艺术的前途是乐观的，而且有点过于乐观，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历经三十多年的炼狱生涯后，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曾对日本政府一个专家组的成员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不识时务”是出了名的，他直言无忌的笔锋曾戳痛过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他不害怕权威，只服膺心目中的真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十二分勇气写《扪虱》那样的文章，在文坛四处捕“虱”，将名人粗劣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捉出来示众。诚然，他信服的从来都不是权力，而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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