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事的空白缺失。毕淑敏总是讲述完整甚至是毫无空白的故事，全面、平面、细致、琐碎地将故事的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以求传达自己的思想。例如《红处方》将作者所了解的有关吸毒、戒毒、贩毒的各种知识，以及毕淑敏亲自在戒毒医院的所见所闻全部堆砌进小说，使得故事与故事之间过于紧凑，叙述过程显得较为拥挤，知识的堆积也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毕淑敏自己也认识到“我有时不大考虑怎么写的问题，只是想着把我感受最深的心灵颤动，告诉我的朋友。关键是‘告知’，至于怎样说得好一些，怎样就显得差了一些，情急之下，往往关照得不够。”
第三，思想的外露。毕淑敏的散文有时构思思路平直，语义直露，像一位母亲或老师，善意而且不厌其烦地规劝着人们：男人、女人、孩子，怎样生活，怎样对待压力，怎样战胜软弱，怎样对待婚姻，怎样对待亲人……《提醒幸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身在福中不知福，《爱怕什么》教人如何表达爱、守护爱，《我很重要》号召大家正视自己的价值、建立自信……在这些散文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到作家的教化意向，而这种遵循传统伦理道德准则的叮咛，有时又有勉励人们接受的色彩。
总之，通过对毕淑敏创作真实观的解读，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毕淑敏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表现及局限。鉴于毕淑敏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在对其创作寄予厚望的同时，建构毕淑敏文学创作的观念谱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读解毕淑敏的创作，并期待在下一次“相遇”时获得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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