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5)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又《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一载”则称：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是知玄宗政治腐败，始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有时对自己以前的用人不当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至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中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

　　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写作，则有先后的关系。根据《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云：“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则《长恨歌》作于前，《长恨歌传》作于后。而参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诗，凡叙述较为复杂的事情而为诗者，白居易均作序加以说明缘由，故而《长恨歌》本来有序，也是符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