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并不能使郭老这位大学者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己人”。当郭沫若的儿子被非法关押殴打致死的时候，当毛泽东挥笔一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时候，当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让他站起来恭听训斥的时候，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做着对自己“否定的否定”?
郭沫若的后半生做到了一个“忠”字，领袖发动大跃进，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领袖发动文革，他就写歌颂文革的诗;领袖决定批邓，他就写批邓的诗;领袖指定的接班人粉碎帮派，他就写“大快人心事”的诗。他的死极致哀荣，他的贡献已盖棺论定，他的骨灰遵遗嘱安放在实际上和他不沾边的大寨虎头山，因为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但是，他的道路，他的人生矛盾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
笔者曾参观过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郭老故居，那几进几套的王府大院，宽敞的尖顶大瓦房，盛开的牡丹，青翠的苍松，使得本人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大师之腹”：几十年前居于此地，对自认尚未“改造”好的郭沫若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如果跟不“紧”，如果站错队，如果说错话，这一切都要失去。导致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曲意奉承的物质基础也许就在于此吧。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在写给一位年轻朋友的信中说：“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什么‘诗’!……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330页)问题是，并没有人要郭沫若必须写那些应制应景的“诗篇”，少写或者有时不写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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