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数百字，勾勒出鲁迅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情况的熟悉程度。
对郭沫若，周恩来这样说：“郭沫若的时代，却稍微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在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对比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周恩来对他们的革命作用和文学成绩，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在这里，周恩来针对当时文化界的情形，补充了这么一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在谈到鲁迅的精神时，周恩来认可了瞿秋白所论的四点：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对郭沫若，做了以下几点概括：
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谈到第三点时，周恩来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我们知道，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又卓越的成就，这一点，是一般以所谓革命为生的人难以企及的。 大约为了统一文化战线问题，周恩来又提到了鲁迅郭沫若生前的论辩：“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周即鲁迅)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看来，周恩来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许多观点和文字，几乎是随手引来，而且恰能证明问题。在文章结尾处，周恩来说：“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个人自有千秋’。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这篇文章，成稿于1941年11月16日凌晨，发表于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一天恰是郭沫若生辰纪念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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