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6日，是著名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又恰逢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为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当时郭沫若所在的抗战陪都重庆，以及香港、延安、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于一个文学家，在生前就赢得如此广泛的声誉，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当时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打算写一篇专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友谊。当时，周恩来借了一部分郭沫若的著作，预备在乡居的期间读上几本，好使文章更充分一些。但当时，周恩来的活动特别频繁，重庆又不断遭到敌机的轰炸，他自己又有病缠身，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静心读书。临近纪念日时，当地的报刊已经开始刊登纪念文章，但周恩来的文章仍没有写出。直到纪念日的当天凌晨，“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于是周恩来奋笔疾书，写出一篇名为《我要说的话》的精彩文字。
这篇文章，虽说为纪念郭沫若而写，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在文章中，周恩来叙述、分析了鲁迅郭沫若不同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精神特点，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对人的影响和经历对人精神形成的作用;在大量的纪念文章中，可谓“别开生面”。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周恩来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偏见而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把握原则又剖分区别。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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