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严复等人从这个角度对《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卷十七) ,寺庙广占田产财富“,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卷一0一) ,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确实危害极大。但韩愈对佛老的批判在理论上则显得简单而粗疏,他一则以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批判佛老外天下国家于不顾,二则以儒家“尊王攘夷”的观念批评习佛者“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但他并没能就《大学》中“修齐治平”的理论加以展开,从而在汉儒体系趋于瓦解后为人们寻求到新的安身立命之处,因而很难使人心服,这是受儒学发展程度局限的结果。在义理上相对滞后的儒学,只有吸取佛教义理的精髓,才能最终超越佛学。韩愈平生以辟佛自任,但他在思想方式上已不自觉地感染到了佛学,与他同时的柳宗元、李翱等人则自觉地援佛入儒,而这项事业的最终完成也有待于宋儒的努力。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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