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原道鉴赏(10)

　　早在韩愈之前,经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在暗暗滋长了。史学家刘知几曾著《疑古》、《惑经》,指责《尚书》“求其前后,理甚相乖” (卷十三) ,就连孔夫子在与弟子的应答中“, 颇亦互闻得失”,其所著之《春秋》,也颇有令人不解之处 (卷十四) 。然而刘知几对经典的怀疑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只是极个别的行为,因而招致了压制和批评。直到安史之乱后,人们痛定思痛,才开始对唐代前期的思想学术加以认真的反思,导致了儒学风气的逐渐转变。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摆脱传注束缚,依经驳传,以公羊家“微言大义”之说解说《春秋》,试图达到解决时代政治问题的目的。韩愈的朋友卢仝也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卷五) 。他们虽不像刘知几那样倡言疑经,但已显然超出了传统义疏之学的范围。在这种学术风气下,再加上南宗禅风的感发,韩愈的《原道》等作便“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 ,摆脱了汉唐儒学传注义疏的传统形态,针对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先秦儒家的社会伦理观为依据,自由展开议论。这对于宋儒一空依傍、自由说经的风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它一方面是受了《孟子》卒章的启发,一方面也受到了禅宗传法世系的影响。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晚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提出了所谓“教外别传”“, 以心印心”的传法方式,建立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传法世系。韩愈为了与佛教相对抗,便提出了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儒道的授受体系,试图以中土的“道统”压倒来自夷狄的“法统”。关于这一点,黄云眉先生曾提出异议,其依据是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在重述了这个道统的传授体系后,曾反问说:“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也?”(卷二十)韩愈的道统既然是从禅宗那里模仿来的,这样的反问岂不是毫无意义了?在我们看来,韩愈生活的时代,禅宗已经大行,韩愈对其传说世系当然会有所闻,从中受到感发也是完全可能的。韩愈对文畅的反问,着重点不在于佛教传授是否具有统绪,而在于强调佛教法统之不正,和他《原道》中批评习佛者“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其用意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