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原道鉴赏(8)

　　然而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韩愈及其《原道》批评的意见逐渐多了起来。张耒的《韩愈论》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批评其《原道》“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并引用韩愈批评荀子和扬雄的话,说韩愈于儒道同样是“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此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朱熹也都对《原道》有所批评。程颐虽肯定《原道》“大意尽近理”,但表述却有问题,而且“《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朱熹的意见与程颐相近,一方面说“《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 。宋儒对于韩愈的批评还主要是学理上的,及至清末,严复为反对君主专制、宣传民主精神,著《辟韩》一文,其中对韩愈的批评便由学术转至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而且指责也严厉起来。他说韩愈的《原道》极力推尊君主,“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为所欲为之令”,而对民众“少不如是焉则诛”,这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故较孟子的“民本”思想为退步。解放后的韩愈研究中,诸如此类对《原道》等作品的社会学角度的批评也一度颇为流行。然而,我们对《原道》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本中体现出的学术趋向稍做考察,就可以看出,宋儒的理学固然比韩愈精微高明,但实际上却是由韩愈等人代表的儒学更新思潮发展光大而来,因而对韩愈的苛责近乎数典忘祖;而严复式的社会学批评则不免有断章取义、无的放矢之嫌。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盛衰的分水岭,经过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生民困竭,田园荒秽,河南、山东一带竟至荆榛千里,荒无人烟。尤为严重的是,安史旧部割据一隅,不申户口、不纳赋税、不接受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俨然成为唐王朝的国中之国。藩镇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时相侵扰,战事屡起。他们并且征兵修城,积极准备对抗朝廷,而朝廷增一兵、浚一城都会引起藩镇的不满和怨恨。朝廷为了抑制藩镇,不得不设立新的军镇,更加重了财政上的负担。元和元年(807) 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据其统计,当时藩镇割据地区及其相邻军镇有15 道71 州不申户口,国家赋税仰仗东南8 道49 州。“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强藩割据使中央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陷入了危机,成为社会最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