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教我治学做人

　　季羡林先生是我的最后一个父辈。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有一个真心视为父辈的长者在身边，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可以犯错误，可以“童言无忌”。30年过去，先生就是这样，耳提面命，时而批评，时而表扬，带我一路走来!

　　我把比较文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完全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正在编撰，本来没有“比较文学”这个条目，先生坚持必须加上，并命我撰写。这就给了我一个全面研究这一学科的机会。我看了许多中外资料，请教了许多前辈，从此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归路。先生一再强调“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当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鼓励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先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中心，他是领导，我是跑腿的秘书。1985年，全国3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决定各出200元，联手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因为这是一个新学科，又是“全国”性学术组织，要获得批准，十分困难，最后先生亲自找了胡乔木同志和体改委，学会才成功地在深圳如期成立。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强调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就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