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季羡林(3)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书最多、收入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间，季羡林的稿酬和题字润笔费超过200万。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繁出现在各种“季羡林作品”或者相关报道中，不谈经济回报，能够接近季羡林并出版新著，对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那意味出版社获得了大师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远不止存在于文化界。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

　　“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璘看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现存的散文和媒体采访的排列组合，然后冠以“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等书名问世，并无研究和出版价值。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