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季羡林(4)

和谐社会需要这个符号

　　即便是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他的各类风波争议却比学术贡献更易引发关注。

　　像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季羡林的身上的时代烙印挥之不去。建国后的种种风潮和运动耗去了他们的中年，年逾七旬的季羡林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糖史》等重要学术著作均完成于他的晚年，70岁到90岁之间。

　　然而单凭这些冷僻的著作很难解释为什么连一个打工者都知道季羡林，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够获得举国皆知的地位。除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生前他还是五十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界，很难找到出其右者。

　　就学术而言，解放前从德国回国的季羡林因资料短缺无法进行他的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印度文化，而晚年一些新近出土的珍贵资料和偶然的兴趣，推动季羡林在多个领域内有所著述。

　　与冯友兰、朱光潜等端坐书斋的学者不同，他热心社会事务并参与其中，即便是潜心学术的1980-1990年代，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的散文扩大了他的声誉，而在改革开放后言论逐渐开放，以公共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也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按照传记作者的描述，80年代末的《留德十年》在学生们间名气已经很大。在戴墨镜穿喇叭裤西方思潮持续涌入的年代，他抛出的“21世纪东方文化独领风骚论”既不精美也缺论证，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李慎之等一批知识分子在国内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

　　回望思想史上的80年代，季羡林撰文为胡适平反需要冒着背负自由化罪名的风险。在季羡林的学生张光璘看来，不论观点本身，当时禁区密布的公共领域内，敢为风气之先使得季羡林成为一个“开门者”的角色。

　　张光璘用“学术开放问题上的先锋”来形容80年代的季羡林。“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假设八十岁之前去世，季羡林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无法获得日后其自称为运交华盖的隆隆名望。

　　1998年是重要的一年，当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作为国内反思“文革”的几乎唯一的出版物，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北大百周年的纪念和阐释浪潮中，北大存在于在自由主义和太学传统的多种阐释路径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在《我看北大》一文中，他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校庆那天，四代北大人推锤敲响百周年纪念的钟声，身为老年北大精英的代表，他身穿中山装面带微笑，站在最前方。

　　这样的照片，跟他在和谐社会的倡导下屡次谈论和谐一样，很容易登上媒体版面。“时势造英雄”，卞毓方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需要这个符号”。

　　儿子季承丝毫不否认存在另一个季羡林，那是外界造神运动的产物，“他被捧得太高了”，季羡林去世后第15天，他的儿子季承语气高扬，两手像卷起一团纸一样甩向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