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说课稿参考(7)

　　“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鲍照《拟行路难》)

　　时至魏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期分裂动荡时期，社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中，整个社会都在生死线上煎熬、挣扎着。浓厚的死亡意识笼罩着这一个时代，魏晋时代的人对死的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对生的焦虑，这种感受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旧的虚幻的群体社会彻底解体了，昔日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权威思想全面崩溃了。“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鲍照《拟行路难》)士大夫的内心充满对时光易逝和生命飘忽的无限感慨，死亡是令他们感到恐惧和哀伤的幽魂，驱之不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阮籍《咏怀》)他们将生命比作朝露、比作暮春草，看作飘忽的轻烟，充满对生之无常和死之无奈的感慨。

　　此时，玄学兴起，玄学家致力于“援道入儒”，力图把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建立在道家自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之上。一般是在哲学上讲自然本体论，在政治上调和儒道，在人生方面追求玄远、超绝，成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寄托。以“竹林七贤”为例，三国魏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为当时名士，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据地以埋’”。(《晋书·刘伶传》)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

　　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

　　无论放浪形骸，还是自得自足，都源于对“人生苦短”的无奈，尤其是前者，对死亡意识的表现已达极至。总之，魏晋人的死生意识是从个体的生命出发的对死的恐惧及对生的焦虑，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观照和思考，是对儒家生死观的反叛和对道家生死观的深化。它不凭仁义道德，也不凭自然万物来消解人的个体存在，从而消解死亡意识，而是直接面对死亡思考，因此，魏晋时代是文化观念充分开放的时代，不再单纯拘泥于儒或道。正如李泽厚所说，是“人的觉醒”的时代(李泽厚《美的历程》)。正是在人的觉醒的人文思潮里，魏晋人在表面看似颓废、消极、悲观的死亡感慨中，深藏着他们对人生、生命强烈执著的追求和留恋，可以说是一种源自于死亡意识的“悲怆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