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四大皆空”的日子(3)

　　老舍先生倡导念书，尤其是外文书，哪怕是完全无关的书;写累了，念一念，换换脑子，是一种休息，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启发，产生新的灵感，一个解决难题的契机说不定就此诞生，总比想不出好词愣想愣憋更好一些，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老舍先生本来是教书匠，在抗战前，在大学教书是要写讲义的。只见他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埋头备课，阅读了大量参考书，做过大量笔记，只在假期才进行小说创作。他的一部《文学概论讲义》，居然引用了一百四十多位古今中外学者、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就是后来不教书了，他依然保留了摘记笔记的习惯。

　　他的笔记有两种，一种是对景物的观察记录，尤其是早期，记的很勤，日积月累，常常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另一种是读书笔记。

　　随着年纪的增长，笔记记得越来越少了，但阅读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晚年。

　　“四大皆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50年代初。条件改善之后，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小院子，老舍先生又开始买书和藏书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踊跃，多半是只买那些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譬如记述义和团的历史书。

　　60年代初新版《鲁迅全集》问世时，老舍先生曾派孩子在第一时间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排队，抢购了一套精装本，充当自己的镇宅之宝，并把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委派诸多大文学家联名写的邀请信藏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中，那封信是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回国的。此举，像这封信自身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为结束“四大皆空”画了一个圆美的句号，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