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诗论中的“人性”(4)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详尽细致地解读梁实秋对诗与画关系的论述，是因为这个问题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人性论”，这不仅是梁实秋诗歌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他一生坚持的文艺思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这一声犹如石破天惊，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年后，梁实秋又一次把“人性”二字鲜明地写在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人性论”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在对待一个根本问题的态度上是相同的，那就是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人!

　　虽然文学的本质在于表现恒久的普遍的人性，但是人性何其复杂!它不亚于我们身外的宇宙，既是不可穷尽的，也不会被人们彻底认识;况且，人性还有善恶之分，各种各样的情感作为人性最重要的构成因素，都要在文学作品中明白地表现。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梁实秋在“人性论”核心的基础上又提出“节制说”，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1]117这就是文学的纪律，而“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1]117。这样，以模仿人的动作为根本目的的“模仿说”以及“理性节制情感”的原则成为梁实秋文艺理论批评的双翼，同时也作为两块基石，共同构成梁实秋诗歌理论主张中的核心观念――“人性论”。

　　在“救亡压倒了启蒙”的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引起了左翼革命势力的极力批判，也给梁实秋本人赢得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骂名。且不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到底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如果跳出30年代那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的 “人性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梁实秋坚持了从文学本身出发谈文学、从艺术和审美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理论批评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坚持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当时并不多见的弥足珍贵的良好文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大家，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