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 ，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产生很大影响。 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这期间，他与梁实秋的距离越拉越大。
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始终，浑身不得劲。自此可见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理念是如何之不同，不管他是伪装，还是真心如此，但他对放纵颓废的行为一定是戒备的，反感的。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读过《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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