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时，双方交战正值酣畅之际，因而由此引发的翻译论战自然也就充满了刀光剑影。
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同刊发表的还有《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针对这两篇文章，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进行辩驳。他首先质问梁实秋是否对《文艺与批评》一书“硬着头皮读下去”了，接着指出梁氏并不能够代表“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他读不懂的译文，不见得别人也读不懂。尽管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声称：“这两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独立的，毫无关系的。前一篇的主旨，是说明文学并无阶级的区别，后一篇的大意，是指出鲁迅先生的几种翻译作品之令人难懂。”然而在把鲁迅的“硬译”贬为“死译”后，他又接着指出：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便不难看出，这里的“风格”一词是具有双关语义的：明指鲁迅的译文语言风格，暗示鲁迅选为翻译对象的作品的风格，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两本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书籍。鲁迅敏锐地听出这种弦外之音，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译也和现在一样，都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译的，而梁实秋居然能看懂，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本，梁实秋先生却看不懂了。言外之意，梁实秋将自己的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是别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译”来贬低甚至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在《欧化文》中，梁实秋指出：有人所谓的欧化文，就是里面充满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话文，欧化文的起因是与生吞活剥的“硬译”有关的，而鲁迅先生就是硬译的大师。他继而又指出，“硬译”对时下译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结果是“无译不硬，一似硬译”现象成为时髦的风尚。他还认为，“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鲁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创作的杰作，就“不能为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文文法，无论是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
三、梁实秋回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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