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何心系长安

　　批判长安，体味长安人的不幸与哀怨，是李白伟大的一面;炫耀长安的风光词臣经历，亦可看出他世俗乃于庸俗的一面。人品的不足使天才的李白，诗国的巨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同一题材反复陈述的套路与模式。

　　在盛唐诗人大家与名家中，待在长安时间最短的恐怕要算李白和孟浩然了。孟两次应试未第，还遭遇玄宗斥退。李白又不屑于科场，入京干谒，一入有“谪仙人”的盛誉，二入爆发了“轰动效应”，受到玄宗极为热情的款待。他们都向往长安，相比较而言，孟是比较冷漠的，关于长安的诗不多;李白是热烈的、渴望的，至老盛情不减。如果说他是盛唐时代的歌手，那么长安则是歌唱的中心，想念长安、心系长安、梦断长安，包括对长安的批判与夸耀。为此，他写了将近90首与长安相关的诗，占其诗的1/10，恐怕只有杜甫和他相媲美。他的爱与憎聚集于斯，心与梦无不飞驰于斯。诗的精华与政治思想亦见于斯。终其一生挥之不去的恋京情结，始终解除不开，消释不去。他对长安有正负两面观，有憎恨的批判，也有世俗的夸耀。如果要了解他思维的多维度与人格的多角度，以及一生不懈的追求，莫过于从他与长安的关系人手。

一、长安的期望所引发的批判

　　李白年轻时就充斥着不可遏止的自信与抱负，他的功名心又极强烈。在竭力自荐的名文《与韩荆州书》里，说早年“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时刻想着“扬名吐气”，实现“激昂青云”之志。又言如何“心雄万夫”，并“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在同样的《上安州李长史书》，起首即自称为“白，嵌崎历落可笑人也”。一落笔就说自己是特别让人羡慕，其英风烈气即可概见。在很特别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同样以别具夸张的天赋推销自己，说自己大鹏般的壮志是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如此而后，才功成身退。这段为人每为引重的严肃庄严的大话，确实是带有幻想性的政治理想的宣言书，以后行径也表明，这是终其一生的追求。“嵌崎历落”的人是不屑于科场的，不会像杜甫那样在长安一待十年，辛苦地考试。他要漫游、社交——寻找各种政治机遇，一举而为帝王师。

　　这在盛唐似乎是一种士子们的风气。然在别人还有应试的多项选择，李白却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因为他自信自己的才能就像《大鹏赋》里的自喻：“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因为在初唐就有马周包括魏征那样的先例，然而在盛唐未免不是凤毛麟角般的稀罕，几乎无人像他这样单打独斗。就连当时普遍视为高隐，也为他极钦佩的孟浩然，虽然“红颜弃轩冕，自首卧松云”，但也到长安兴致勃勃地应试过。由此可见李白“鸿鬻凤立，不循常流”的英特之气，他要以平交王侯的风姿，闯进长安;以英风激扬、横波遗流的方式，去黄鹤一举，“扬风吐气，激昂风云”!

　　自信“怀经济之才”，“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李白，当他在超过陶渊明弃官年龄的42岁，终于接到唐玄宗亲自征求的诏书时，则手舞足蹈地喊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终于圆了“拜一京官”的大梦!李白成功了，然而不到两年便被斥逐。当他沮丧地走出长安金门时，他有些明白：“惟开元廓海宇而运斗极兮，总六圣之光熙”的唐玄宗，看重他的是“开口成文，挥翰雾散”、“笔走群象”、“龙章炳然”的文学才能，并没有把他当作道济天下的帝师。在《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说：

　　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鹏程万里的“大鹏”，一下子变为“落羽”的“鹦鹉”，只不过是点缀升平，供写宫中行乐歌词的词臣，或者仅为摆设。“能言”可招人喜欢，也可招人讨厌，还有泄露宫闱机密的可能。总之，喜剧性地进入长安，受到玄宗隆重热烈地接待，又悲剧性地被斥逐出长安。梦想破灭的李白对朝思暮想的长安，由期望转入失望，由热切转入批判。在失望中又铸造新的期望，在打击中仍然坚持夸张性的自信。

　　当初入长安时，他就以陌生人敏锐的眼光，发现富豪繁盛的大唐帝国京华长安藏污纳垢的种种弊端。他的“雄笔丽藻”，固然在翰林期间有所谓“润色于鸿业”的一面，但对长安的批判从初入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直接批判长安的诗大约有20多篇，这还不包括比兴式怀古等类。《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四大概是他批判长安的第一首鲜明而强烈的诗：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娩，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没有像左思《咏史》其四与卢照邻《长安古意》以豪奢繁华为主，更不像班固《西都赋》那样的颂美，而以尖锐锋芒指向不可一世的“中贵”与“斗鸡者”，典型地揭示了由“连云甲宅”与“辉赫”的“冠盖”所组成的只是一个表层，就像在宽绰大道上的一瞥，或如今日于马路所摄的日常镜头。开元末年宫中宦官近万人，玄宗宠幸此类，是帝国衰败的开始，且给他子孙们遗祸无穷。对斗鸡者的讥讽，直至中唐陈鸿《东城老父传》回顾盛唐玄宗之得失，才以小说出之。

　　李白对京华的透视，带有一定的前瞻性，正如此诗首尾的-“暗”-“世”的指示那样——这是一个黑暗世界!并非仅揭示表层，而具有敏锐的观察与透晰的分析。它和当时民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又是那样的合拍，只要看看“行人皆怵惕”，就可说此诗代表着民众的怨怒与呼吁。其八的“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这些宠幸小儿春风得意，而“草玄鬓若丝”的扬雄，却为“此辈嗤”，暗寓了自己的不平。其十五的“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谴责玄宗后期奢侈昏妄，贤才得不到重用。至此以后，对用人的荒唐颠倒就成了最常见的主题而见于李白诗中。如作于天宝八载(749)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愤斥朝廷用人的颠倒：“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怒斥“董龙更是何鸡狗”，言词的激烈至于破口大骂，如此敢言，正是人格闪光的亮彩! 在李白前大半生，唐玄宗无疑为长安帝国的惟一代表。

　　玄宗亲自诏请李白入京，李白终其一生都对玄宗的知遇之恩颇有好感。然对玄宗后期的昏妄，仍然持之以多方面的批判与讥讽。对于开元后期玄宗荒于嬉戏，怠于朝事，帝国由盛至乱的现实，其四十六揭示这种盛世的大转变的兆倪：“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玄宗荒淫误国则是帝国由盛变衰最重要的原因。其四十三以比兴予以揭示：“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闻遗歌，玉杯竟何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雄豪的英主成了惑于女色的昏君，灵迹蔓草的悲剧也就为时不远了。

　　李白是虔诚而热诚的道教徒，自述大名士他的酒友贺知章，一见而称他为“谪仙人”，也就是说，至少相当于“李半仙”。玄宗深信神仙，对李白来说可算是同好。李白后来被请进翰林，除了作诗的天才，还与道教徒的身份有关，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他的入京是由玄宗尊敬的大道士吴筠推荐的，就可以证明个中消息。按理他和玄宗同一信仰，同样痴迷，然而他却以诗为利器，强烈批评玄宗的执迷求仙，像秦始皇的晚年一样：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诗的前半篇赞美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喻指玄宗开辟了史无前例的盛唐，前为英主而后为昏君，与秦皇汉武晚年好神仙很有些仿佛，都酿造了“两半载皇帝”的悲剧，这也是赞美与批评同寓一诗的原因。大刀阔斧的组合，表示批判中带有无限的惋惜!《古风》四十六展现为更集中的批判精神，谴责秦皇“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腐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而是对此表示出绝大的悲哀!谴责惋惜的实质对象，当然非唐玄宗莫属了!

　　大唐的衰败是逐渐演化的，但开元二十四年确实是变化的分水岭。一是玄宗不听张九龄按法诛杀安禄山，反以为“枉害忠良”;二是以奸臣李林甫为相，尽其所为。大权旁落。三是张九龄罢相，“自是朝廷之土，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将相如此重大的更张，居然颠倒到如此程度，这与开元前期任用姚崇、宋璟、张说相较，真是判若两人。在位已25年的玄宗，开始怠于政事，放手奢欲，以至于昏聩荒诞到如此程度，为天下大乱超前埋下了种种祸根。李白秉承屈原的爱国精神。又以激烈悲愤的骚体诗《远别离》发出沉痛的呼喊，倾泻着无尽的忧虑：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此实对大唐帝国的天昏地暗的描述。此诗并没有出现在安史之乱中，而是此前的防微杜渐，不，应是祸端已兆的天宝后期。屈子式的忠诚，距杜甫天宝十载的大声疾呼“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当为时不远，两位诗国巨星，无论个性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都体现了同样的忧患与批判。当开元末一入长安不遇时，李白就有权相蔽贤的苦闷，在《梁甫吟》中就有郁闷无路的愤慨：“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叔父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是“梁武昭王暠九世孙”，这当是李白生前的嘱告，也就是说与李唐同宗同姓。他的个性与禀赋以及出身都与屈原极为相近，所以李白关于长安与国家的诗都流淌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而且不仅以上两诗显现了天才的模仿，像《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莫不如此。

　　玄宗晚年又宠幸杨贵妃，政事悉委于李林甫，接着重用杨国忠，又轻启边衅，使大乱爆发已在眉睫，尚沉溺于荒淫之中。李白的《乌栖曲》以“吴王宫里醉西施”的描写，欲暗示奢欲荒宴必然带来麋鹿将游于姑苏的亡国之祸，只是没有说破。兴寄深微的在暗示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现实的讥讽——长安城里昏乱的唐玄宗也同样好景不长。这诗不一定纯出于“虚构想象”(宇文所安语)，在玄宗宫里他目睹过无度的酣歌醉舞，可以说《阳春歌》的“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世歌。圣君三万六千里，岁岁年年奈乐何”，以及奉诏之作《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可以视作此诗谜底的一半。

　　总之，长安不仅是李白终生希冀的“愿为辅弼”的圣地，也是他大展雄图的用武之地。他虽然前后于此不过三年，然而两入长安，使他对大唐帝国的京华烟云有着更深刻的观察与了解，帝国的腐败与唐玄宗的昏乱以及对他的恩遇，在他的诗歌里起了多重的复调，批判长安超过了对长安的向往。长安城由上到下的豪奢与荒唐无不在他笔下得到尖锐的讽刺，虽然他曾经一度成为皇宫的座上宾，轰动过长安一时。这正是李白的伟大之处，也正体现在对长安对唐玄宗庞大豪奢集团的批判上。他的许多名诗大作均以此为焦点，反映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虽然比不上杜甫那样全面详实，而对长安上层集团的抨击上，甚或超过杜甫。他也热爱长安，这主要体现至尊公卿除外的长安民众，那就是长安民众的思念、民众的感情、也体现在他天才的诗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