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爱恨情仇(2)

　　鲁迅与胡适的矛盾，始于1925年。那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在鲁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政见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重任;胡适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利阶层，借现政权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正如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鲁迅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劳苦大众的立场发言，他对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感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公开批评胡适。矛盾公开，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三)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也是中国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通过军事的征服与经济的扩张在世界表现着独有的优势。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当时是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 “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为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