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

　　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学，陆游也不例外。与杨万里一样，陆游也被清人黄宗羲列入《宋元学案》，分别隶属于“武夷学案”“赵张诸儒学案”和“荆公新学案”。但事实上陆游与这些“学案”的关系相当松懈，比如最后一例，仅因其祖父陆佃乃王安石门人，遂将其父陆宰列为王氏一脉的“陆氏家学”，又从而将陆游列入“元钧家学”(陆宰字元钧)。其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陆游都不大认同王安石，将他列入“荆公新学案”甚为牵强。更重要的是，杨万里的思维模式与治学路数都与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比如其《庸言》和《诚斋易传》，皆与其他理学家的著作相类似。

　　陆游则不同。陆游对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学风是深为不满的，他有一段名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表面上这是对宋代儒学的客观论述，字里行间却深有不满。陆游对当时的学风屡有讥评：“儒术今方裂”(《示儿》)，“千年道术裂”(《书意》)，“道丧异端方肆行”(《书感》)之类的话，在陆诗中屡见不鲜。那么，什么是陆游心目中的“异端”呢?他说：“唐虞虽远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违?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少林尚忌随人转，老氏亦尊知我稀。能尽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议精微。”(《唐虞》)锋芒所向，显然正是那些偏离儒学传统并自诩独得千年不传之秘的理学家。陆游还指出产生异端的原因是疏离了传统的儒家经学，他说：“俗学方哗世，遗经寖已微。斯文未云丧，吾道岂其非?”(《书感》)这对以“六经注我”自诩的二陆等人，不啻是当头棒喝。即使是与二陆势若水火且与陆游私交甚笃的朱熹，其实也与陆游的思想貌同实异。简而言之，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学，他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