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3)

　　(《澹斋居士诗序》)他又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物寓情，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曾裘父诗集序》)还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跋花间集》之一)这些话或论诗之缘起，或述诗所言之志有不同内涵，或论诗风与时代之关系，都与《诗大序》一脉相承。我们或许可以说陆游的诗论沿袭儒家诗论甚多，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诗论家那样自成一家，但将其置于宋代诗论在总体上偏离传统诗学精神的背景下，也不妨说陆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诗教说，在复古的外表下蕴藏着鲜明的革新精神。

　　陆游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阐述，要想全面考察陆游与儒家诗论的关系，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创作实践上来。

　　陆游作诗，多及山水风月，且为时人所习知，他六十岁出任严州知州前赴朝面辞皇帝，宋孝宗竟当面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他六十六岁罢归山阴后，即以“风月”命名小轩，且作诗抒慨，题作“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难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其一曰：“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从表面上看，“嘲咏风月”确是陆诗的一大主题，其实不然。陆游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时，即自觉地遵循儒家文学思想的指导。他三十七岁时上书给宰相陈康伯，自称：“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粟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