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纵囚论》原文翻译及赏析(3)

【赏析】

　　这篇政论文，字虽不过四五百，但立论新颖精辟，议论深刻严密，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暗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暗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据史籍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太宗称许他们知诚守信，免于死罪。欧阳修认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岂近于人情一句反问收紧，为全文定下基调，又为引出论点埋下伏笔。首段一放一收，一叙一议，令人心服地点出了纵因是违背情理之举。

　　太宗此举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论情理，而是拓开一层，先设一难。若论唐太宗。确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显赫。纵囚一事作为贞观之治的政绩之一，颇为人们称誉，白居易《七德舞》诗就写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人们一向认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变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反前人的赞许，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宗此举旨在沽名钓誉。此论精警透彻，后人评谓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旧说未破，则新论难立，下文便转入层层辩驳。首先推勘太宗与死囚的心理活动，道破纵囚与自归的动机各是邀取名声与侥幸求生。这种心理分析并非主观臆测，而是从客观事实的不近情理推断而出，深文曲笔，抉其隐微。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篇《读纵囚论》，以其统治经验补充说：太宗擅长权术，或会通过刑官狱吏晓以利害，归狱可幸免一死，不归则捕而诛之，累及亲属。双方既然在互相窥测并利用对方的心理动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与信义可言。乌有一句既是反问，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虚伪。但还觉意犹未尽，再进一层，将太宗六年深德与一日浅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浅者反倒能改变他们，其不近情理显而易见。此用事实作反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太宗纵囚并非出于开恩施德，死囚自归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辩驳往复曲折，愈驳愈快，愈折愈警。至此，旧说已不攻自破，新论也确立不移。辩驳以立起，以破终，所以层层破旧，又句句立新；虽无一字提及情理，但处处不离情理，更以不通之论总收此段，与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应。这一段运用设难驳诘，正辩反证等多种方法，严密周到地论证了纵囚是邀取名声之举。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再跌进一层，故作退论。旋以归谬收束，也同样揭示了上述这对矛盾：如果这种恩德屡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们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杀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这两层议论一开一合，紧扣上文，开句承接中段，合句照应首段，进一步把旧说驳得体无完肤，从而收住辩驳，从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这篇文章议论纵横而不支离，文字平易而有韵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绵密，文势曲折流动。每段议论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是欲擒故纵，顿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结构也是如此，经过曲曲折折的议论，往往复复的辩驳，最后百川归海，结出文意，将全文推向最高潮。读至篇末，就仿佛游览名山走过崎岖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伟峻拔的主峰，回首来路，领略更深，眺望前方，遥想万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贯舒畅，无所间断（苏洵语）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纵收自如，竟似有洋洋万言，令人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