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正如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说的一样，是“古之伤心人也”，他一直官运不顺，在三十七岁以前，虽然也多次应举，但都没有成功，基本上过着一种时而探古览胜，时而杜门念书的生活。在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授蔡州教授，终于入仕。苏轼于元祐二年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但为忌者所中，直到元祐五年才再次被召回京师，除太学博士，做着校对书籍的工作。虽然官不大，但足以糊口，重要的是在京师可以接触到皇帝，可以在朝堂之上议论国家大事，更有机会和当时最富盛名的文人学士例如苏轼等交游唱和切磋词艺。在京的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因为他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一生追求的两样东西：官位和朋友——官位以糊口，进而报效家国之养;朋友以娱情，进而得天地之乐。但这一切在贬谪时期都灰飞烟灭，不仅官位丢了，而且一个个朋友因为党争，贬的贬，亡的亡。在贬谪的路途上，只有秦观一人，伴随他的有影子和孤独的心，因此秦观时常回忆起以前的生活场景，在赴杭州任职的途中，“莫笑杭州别驾村，昔曾柱下数承恩”(《送酒与泗州太守张朝请》)，一个现在看上去村夫模样的人，却是原先在朝廷中供职的京官，先前之身居高位，现在之落寞凄凉，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一种震撼。另一首《赴杭倅至汴上作》中表现出的凄凉也和这首相似，“俯仰觚棱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觚棱”，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由此而衍生出宫阙的意思，秦观在元丰八年中进士到绍圣元年任职朝廷的十年间，是其显达的时期，下半句写被贬之后的闲适日子，但自古官员去位失势，总是有很多“候伺过失”之人对其进行严密监视，以期得到新的罪证，秦观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得到真正的闲适。前为舒坦闲适，后为担惊受怕，两种心里状态的差别也揭示出秦观当时的凄凉酸楚之心境。运用该种手法最为娴熟精彩的当是《春日杂兴》中的第七首和第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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