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虽词风“终伤婉弱”而其词的技巧方面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与其同出苏门的陈师道认为：“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更有甚者，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把其列于苏轼之上：“秦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纪昀所说在黄庭坚之上倒是事实，至于说超过苏轼，则是仅从音律角度去衡量的结果。
苏柳二者词作有质的区别，俞文豹的《吹剑录》载：“苏轼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对方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秦观与柳永词风相近，同为婉约词人，二人词作大同小异，因而此话用来与秦观对比同样适用。
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就是因其豪放不羁，突破音律束缚，不因律害意，尽情挥洒，正象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所说：“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又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
词至宋已日臻完善，形成严整的格律，使其读起来朗朗上口，虽已脱离音乐，却仍具有音乐美。然而词要表现广阔丰富的生活，又要拘泥于格律之限制，往往免不了要在创作中出现音与义的矛盾，当时的风气，绝大多数文人都是不惜为一字之韵而绞尽脑汁，张炎《词话》载：“琐窗深”的“深“字改成“幽”字，再改成“明”之事，可见一斑。若非要争一字之韵协律否，难免因字害义，尤其要表达那种气冲霄汉式的豪放情感时，就不能过份拘泥于格律。苏轼的性格决定了其词作中“豪不就律”的倾向，因而当时人称苏轼是“天马不羁，”但也正是因为其不喜剪裁以就声律的创新精神，才打破了在其之前多少年来词为”艳科“的狭窄空间，另僻蹊径，开创豪放词风，词从此“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题酒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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