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们——三雀、痦子和我，我们激动雀跃，带了干粮，在夏天的早晨，从城陵矶出发，叽叽喳喳，一起到离家二十里远的城里电影院去看一场传说中的电影。
我们一路推推搡搡、打打闹闹。路边的那些个屋子啊，树木啊，路人啊，小猫小狗啊，鸟啊，风啊，都是和我们一样雀跃的。那些个屋子啊，树木啊，路人啊，小猫小狗啊，鸟啊，风啊，心照不宣地看着我们去城里赶赴一场公开的约会。我们不告诉世界，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人和事物、植物、动物，统统都知道我们是要去干什么。
我们在前一夜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城里看电影，就恨不能有双手将黑夜的幔布猛地一把拉开，天就亮了，我们就好立刻出发。
说是进城，其实不算确切。因为，城陵矶也不是乡下，但它偏安在这个城的一隅，背后就是江湖，是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那时，连接它与城市中心的，是一条二十里长的、细细的窄窄的土堤。这根纤弱而又顽强的土堤，将城陵矶牵绊在城的末梢，市声扰不到它，繁盛扰不到它，因了这漫不经心的阻隔和牵系，城里的人觉得城陵矶是乡下，城陵矶的人觉得自己是乡下人。
我在四岁的时候曾经在这条路上走失过一次，现在想来，那次在路上我全无焦虑就像一场梦游，我看到了沿途的行人、店铺、土堤、骑自行车的人们。我不知道我要去往何处，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我漫无目的，浑不知黑夜将至。等我被邻居发现并带回的时候，已是黄昏。我被带到母亲面前，母亲抓住我在我身上胡乱捶打了几下后，告诉我如果我不见了她就活不成了。母亲逼问我到哪里去了，邻居告诉她，是在七里山找到我的。七里山，就是离我家有七里的地方。母亲又问我为什么乱跑，以我当年简单的逻辑，我根本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因为她已经预设了我是在乱跑，而我觉得，我一定是被什么指引而去的'。四岁的我，不可能提前规划好一条复杂的线路。
在正式踏上那个土堤之前，我们先是和很多人一起围观了一个贼，他被吊绑在城陵矶街边的一根电线杆的顶端。五花大绑。极瘦。就像绑着的一只猴子。他的手被反剪在后面，腿蜷着，头不时朝下面无所谓地四下张望，带着笑意，眼睛黑漆漆，滴溜溜地转着，像是在找谁，又像是空洞。这个被派出所吊绑在电线杆上示众的贼，我不知道他到底偷了啥，后来，我一直疑惑那个年代真的有什么可偷的吗。我心微微地疼，我想放那个贼下来，但我够不着，我想着，只要他跟大家说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但事实上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围观者。从童年，到此刻，我一直置身事外，沉默地围观，然后扬长而去。
我现在怀疑，那个贼是怎么被绑得那么高的呢？到底是谁把他弄到那根电线杆的顶端的呢？或许，是因为我童年的视角太低，事实上绑得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高？我甚至怀疑，那天，到底是那个贼待在上空看着我们，还是我们在看他呢。到底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更像猴子一些呢？
我们看完热闹，继续赶路。
一条貌似忧郁的黄狗安静地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它就走，我们停它就在周围嗅来嗅去地转悠。有时候它跑到我们前面去，停下来，耐心地等着我们。之所以叫它黄狗，盖因它确实就是一条黄色的狗。
我们很快便忘记了那个贼。单调的土堤上尘土飞扬，碎石子不怀好意地硌着我们的鞋底，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踩着抖抖索索的车，车轮吱吱呀呀，缓慢而又刺耳。不久，人们从车上被震落后，就推着车紧走几步越到我们前面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有车的优越感。
我们沉默地走一会儿，又吵闹地走一会儿。那只黄狗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总是停下来，歪着脖子看我们吵吵嚷嚷，仿佛它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恨不能插上一嘴。但很明显，它只能悻悻地往前走。
我们沉默的时候，是在凭着各自听来的只言片语虚构着即将看到的电影院和电影场景。我们吵闹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开始争辩那个各自想象中的电影院和电影细节。那个电影院和那场电影在我们的吵嚷中不断发酵，不断生长，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最后，那个电影院仿佛是我们设计的一般，而那个电影也仿佛变成了是我们导演的一般。
三雀说：我爸爸说电影院里的椅子是有靠背的。
我说：那是肯定的，不仅有靠背，还有扶手。而且椅子是固定的，不能挪动，每个椅子之间都用铁丝绑在一起。。
痦子说：但是只能看一面银幕，反面看不到。
三雀说：我听别人说的，是个打仗的片子，里面的好人都被打死了。
我说：那不可能，好人被打死了，电影就拍不下去了。你肯定听错了。
痦子说：听说电影名字叫《雾都茫茫》。肯定是有很多雾的地方，听说伦敦很多雾。
三雀说：并不是只有伦敦有雾，我外婆的老家也有雾！一山一山的雾。
我说：可是雾有什么看头，除非在雾里打仗。
痦子说：雾里人都看不清，怎么打，自己人打死自己人都不知道。
我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样的对话一直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似乎永无止境，占据了整整一天，占满了整个土堤，把堤上那些滚烫的石子呀、长势潦草的小草呀都挤得没地方立足了。石子和小草开始抗议了，它们挤挤攘攘，似乎想派个代表来加入我们的争论。我们仍然不肯罢休，我们笨拙地彼此抢占话语制高点，都想用一点自认为独特的见识压制住对方，让对方觉得自己才是知道得更多、更正确的那一个。
后来，我们的对话渐渐漫出了这一整天，漫过了土堤，漫过了一整个夏天，漫过了全部的童年，直到最后，我听到我的儿子叫我“妈妈我饿了”的时候，我才醒过来，我惊讶地发现，我们长大了，三雀和痦子都不见了，这两个童年无比熟悉的伙伴，早已消散在某年某月某日，与我不再有任何交集。我也发现，很多年后，当年的《雾都茫茫》被翻拍成电视剧，用了原著的标题《一双绣花鞋》。那并不是什么明火执仗的打仗片，而是谍战片。很多年后，伦敦不再是雾都。北京成了雾都。
那天，我们走到城里的时候，找了一圈又一圈，兜兜转转，流连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对花花绿绿的橱窗并不在意，我们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并不在意。我们一个个店面寻过去，但我们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电影。我们连电影院的门都没摸到。以我们当年的能力，以我们对城里的认识，找不到电影院是很正常的事。
最后，我们打道回府了。黄狗和我们一起，打道回府了。
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丝毫沮丧，我们甚至一点也不觉得失落，在准备回家的那一瞬间，时间似乎已经被篡改，我们心满意足，我们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的，似乎也忽略了此行的目的。我们从清晨走到日落，我们从乡下走到城里，并没有看到想看的东西，此刻我们又要从城里返回乡下，于是，我们一路向来的路上一样开心地往回走了，我们仿佛一直走在这条土堤上，漫长、燥热、喋喋不休，我们三个，全部笃定地觉得我们此行的使命完成了，情绪高涨，满怀激动。
从土堤上返回后，我特意去看了一眼早上绑贼的那根电杆树。那上面空无一人，下面也空无一人。早上路过的那些个屋子啊，树木啊，路人啊，小猫小狗啊，鸟啊，风啊，都在原处等着我们回家，它们没有嘲笑我们的一无所获，它们守口如瓶。我们也没有窘迫，因为我们并非一无所获。月亮升起来了，我大口大口地吞咽下月光，夜凉如水，我的心里一片澄澈。
往后的一生，我都在奇怪那个夏天，竟有如此漫长的一日，时间是那么急迫，又是那么悠长。我们从土堤上来回的一日，竟是一眼望到了一生。我知道，它不是我生命中随便的一个日子，它更像一个隐喻，无论我此生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路，都没有忘记这条纤细却顽强的路。它疙疙瘩瘩坑洼不平，它随时准备把自行车上的人摔下来，它随时准备给那些想抄近道的人一记耳光。那条黄狗，我们的计划中并没有它，而它坚定地陪着我们走完了这一天。它告诉我，无论我预设的目标是什么，最后都会向它缴械投降。它承载了我们有限的想象和无聊的虚构，它篡改了我预设的时间，从童年走到了今天，我又随时隐秘地准备兜回城陵矶。
似乎没有悬念，我的一生都会像那条一路跟着我们的黄狗一样，嘈杂地沉默地走下去，牵肠挂肚又兴致勃勃地走下去，坑坑洼洼又满怀希冀地走下去。没有目的，了无痕迹。
我不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何日，那一天存在于时空的缝隙，那一天，仿佛有束秘密的烟花在我们心头持续绽放着，又仿佛，我们真的已经看过了那场电影一样，那么兴奋，毫无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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