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2)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待。《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