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萝卜》(2)

　　《萝卜》拓展——永远的汪曾祺

　　初夏。

　　1997年5月28日。

　　风很清丽，掠过八宝山的每一个树梢，树梢咧咧地作响。

　　不绝如缕的《天鹅》曲，像一片忧伤的云，在蓝色的天空中流淌;又像是一叶孤独的白帆，随着水波愈行愈远。曾祺先生就在这片云中，就在 这叶白帆中，他远行去了。

　　红色的玫瑰，黄色的玫瑰，它们被摘成花瓣雨，纷纷飘落，它们覆盖着那个平静的躯体，成为他的披肩与霓裳，就这样，飘着云，踏着海，去了。

　　曾祺先生一生步履从容，却在人不经意间猝然而走，这好像应证了他一生不愿惹人麻烦的性格。

　　曾祺先生总是对我说：我死不了的，你放心吧。七十岁时他写道：“看相的说我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他真的连自己都没有准备以这样突如其来的方式告别大家。好比我们以急促的脚步赶至海边，茫茫天边，只剩了白帆远影。

　　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汪曾祺一生，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是被十分随意地卷来抛去，在诸多的芸芸众生的故事中，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平常老百姓的角色，他甚至认为，“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尽管他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沈从文流露过他要自杀;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曾陷入过深深的苦闷，乃至晚年，曾经一度难以摆脱沮丧与无奈，但他最终接受了现世生活的全部，且显得波澜不兴。

　　这决定了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长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别敏感于生活的细节。他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来看待并关注生活的冷冷暖暖。终于苦涩地感到什么叫庸俗的赵宗浚(《星期天》)，“跟着谁，傍着谁，一心甘当二路角”的云致秋(《云致秋行状》)，世代没有能力飞出去的高北溟(《徙》)，都给他带来过无尽的感慨与忧伤。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就像他对我说过的：没有生活的启发，我就写不出。

　　弥作珍贵的是，汪曾祺没有沉湎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在混沌的沧海世事中，世俗一次次洗尽铅华。读过《日规》《云致秋行状》、《异秉》、《落魄》，你不得不沉浸到百味人生中去。清贫勤俭而性情孤僻的学者蔡德惠死了，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高教授“心里很难受”，照例每个星期六晚饭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高教授忽然想到：“蔡德惠要是每花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浓，钱袋却瘪了，宋侉子“就说一声，‘明天我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乌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不妨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话：“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