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3)

　　三、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新倾向

　　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分析上述诗歌，是因为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复杂情思恰恰暗示了韦应物在贞元时期创作的新质素。

　　(一)吏隐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表达

　　在江南的仕宦生活中，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吏隐”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困扰他大半生的仕与隐的矛盾，而这一方式的获得和江南绮丽的风光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山水景物的描写也成为他贞元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及其典型的清雅闲淡的诗风，实际上更多是通过他在建中、贞元时期的创作才得以实现的。

　　前文已经提到，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之前，其生活状态一直在仕与隐中转换。在以往仕、隐生活的交错中，作者内心的矛盾主要源于其“围城”心理——为官之时渴望退隐，退隐之时又希望为官，既想要自由又想要权势，即所谓“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3]439。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大历诗人们的偶像谢朓早就为后世的官僚文人们探索出了一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6]的“吏隐”之路，而来到了江南的韦应物在感受到江南的绮丽风光后，也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学者曾专门研究韦应物在滁州的诗歌创作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韦应物只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但他的诗歌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在滁州创作或与滁州有关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韦应物诗歌思想艺术风貌产生深刻影响的‘吏隐’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因此，是韦应物把闭塞荒芜的滁州古郡带入了中国文学史，而滁州这片土地又滋养了韦应物的诗歌。”[7]虽然学者的研究只是立足于滁州，实际上，不仅仅是滁州，江州、苏州又何尝没有滋养韦应物的诗歌呢!笔者据陶敏、王胜友两先生的《韦应物集校注》统计，在韦集中，登眺之作共15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则有10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游览之作共58首，其中作年不详的13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共计28首，也是在大历时期创作的将近两倍。可见，相比大历时期，韦应物登山临水之作的数量在德宗朝有了很大提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作者本是一个“所爱唯山水”[3]451的性情中人，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到秀丽的江南山水之中，自然会兴起一种别样的感慨。作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曾写下《游琅琊山寺》：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3]472

　　担负着“恤人隐”职责的诗人毕竟堪称循吏，所以郡内人事的处置不能不占据诗人绝大部分的时光。因此，“久未遑”的畅游一旦有机会得以实现，其喜悦的心情就真的是难以言表了。带着这样的兴致去游山玩水，难免让自然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了。不仅如此，在游山玩水中，身心得到了愉悦，世事的牵累也终于得到了排遣，然后依旧能回到现实中，回到自己的职位上——“还归坐郡阁”，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南朝小谢的吏隐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除此之外，诗人在滁州所作的《再游西山》一诗中说：“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出身厌名利，遇境即踌躇。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3]452表达的也是长时间在仕与隐之间犹豫、徘徊，诗人虽然仕途偃蹇，但自己宁愿得罪人也要坚守自己正直的品格。况且，现在自己来到了滁州，一直以来抑郁的胸怀也能得以舒展了。《南园陪王卿游瞩》中也说自己“形迹虽拘检，世事澹无心。郡中多山水，日夕听幽禽”[3]450，以郡中山水景色作为自己游览骋怀的媒介。《夏至避暑北池》中有“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3]479，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在公事之余游赏景物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既能“专城宠”，亦能“逍遥池馆华”[3]451，何乐而不为呢。

　　南宋葛立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