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5)

　　四、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从微观角度而言，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对特定题材的关注无疑为他在诗史的演进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如果对他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行综合、宏观地考察，就会发现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无论是对于其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唐诗史来说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个人诗坛地位的确立

　　就诗坛地位而言，韦应物在江南尤其是滁州、江州、苏州担任刺史期间，和各路文人的酬唱往来活动非常频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松散但以韦应物为中心的文人唱和团体。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客观上使韦应物能以自己的创作对周围的文人和当地的文坛产生较大影响。

　　作为地方要员、一方郡守的韦应物除了官僚的身份之外，还在官舍举办文会。《郡斋雨中与诸文士宴集》即对其官员和文人身份交融下日常生活的写照。在江南屡次担任刺史的韦应物本身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诗人，他和周围文人的往来酬唱亦成为时人追慕不已的文坛佳话。而这样的特点通过他刺史——文人的身份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周围人的创作，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皎然向韦应物献诗时舍弃自己擅长的近体诗而选择了韦应物本人较为偏爱的古体诗，虽然这样的讨好之举并没有得到韦应物的认可，但却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拥有显著地位的官僚文人在文坛上的影响力。

　　(二)诗史的影响

　　和大历诗人不同的是，韦应物诗歌始终对现实比较关注，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才丽之外，颇近兴讽”[9]。皎然在《答苏州韦应物郎中》中开篇即说：“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荡漾学海资，郁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何必邺中作，可为千载程。”[10]由皎然的评价也可见在当时诗教沦丧的情况下，韦应物一直坚持风骚的现实主义精神，诗风上格高气清，成就不俗。不仅如此，在诗体的选择上，韦应物也特立独行，在古体诗的创作上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这在近体诗盛行的时代大潮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既是韦应物个人好尚之所在，同时也是他在德宗时期身处江南，较少受到主流诗风影响的结果。据研究者统计，就韦应物可以系年的五言古诗来说，建中之前共计91首，建中之后共计94首，[11]虽然在数量上似乎相差不多，但结合韦应物贞元六年就已去世的事实会发现，进入德宗朝的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对古体诗的坚持与发展。学者在客观考察韦应物的创作后将他称为“大历诗坛上一支独异的花朵”[12]。与大历诗坛诸人创作的异貌似乎正暗示了他在建中、贞元诗坛诗风有所变化的原因所在。而无论是对现实的关注还是对古体诗的重视，正暗合了元和诗人在诗歌题材、诗歌体式上的趋势和走向。因此可以说，韦应物以他充满个性化的创作展示了一位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诗人在文学发展中的敏感力和创造力，而他的创作倾向经过贞元文人的进一步发酵在客观上无疑为元和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文章开头部分提及的学者评价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的内涵也就通过他在德宗时期的具体创作得到了解答。　　五、结语

　　客观来说，韦应物作为由大历进入贞元的作家，德宗时期已是其人生的中晚期，儒家所谓君子“三戒”中明确提及“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3]。可见，意满自得、安于现状本是人老之时的常态。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也难免受此心态影响，如果没有求新的意志、人生的变故或者其他外因的刺激，他也很可能就会延续其在大历年间的风格和主题，继续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浅斟低唱着过去的旋律(而这也正是大历诗人中虽然有颇多生活到德宗时代但却无法将其称为德宗朝诗人的原因)。幸运的是，因为个人境遇、生活环境、地域文化的诸种变化与影响而使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在新的时代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进而也使其创作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有鉴于上述已经论及的内容，韦应物德宗朝诗人身份是应该得到重视和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