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接下来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回归优秀传统
前一阵子，美国华裔母亲蔡美儿的严厉教子方式被热炒，她是以“中国妈妈”代表形象被媒体推出来的。先不说她是不是真能代表中国妈妈，首先说明的是，在国外，“中国妈妈”并不是个好形象，这个称谓是带有很大的贬意的，和急功近利、好攀比、虚荣、严厉等评价挂着钩。
我不了解蔡美儿真正的教育方法是怎样的，如果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确实像媒体上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要说，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妈妈”，中国妈妈的整体素质或形象不是这样的，这一点从大家在媒体报道后发表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观点。其实，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关于蔡美儿报道的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教子观念发生转变》，提到我的书及其代表的中国人的教子新观念。事实上，我说过，我写《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没有创新什么观念，我只是还原了一些正确的教育理念。而这些教育理念，它既不是中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我认为，中西教育没有本质差异，并不存在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别，只存在好教育与坏教育的差别。
如果说蔡美儿的教育有代表性，正是代表了我前面说过的三大问题之一的“家长强权”问题，而任何强权教育对儿童都是损伤。她的家教方法和她耶鲁教授的社会职位毫无关系，只是一些民间粗俗的方法，没有任何价值。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传统观念，恰是充满竞争意识的“前西方教育时代”观念。我对这一场事件最善意的推测是，它是一场商业炒作活动，不是一个教育事件。很快会过去，会销声匿迹的。
虽然这个事件本身没什么意思，但事件引出的话语方式却值得我们思考。多少年来，为什么我们一说到“西方的”就意味着先进和文明，一说到“中国的”就意味着落后和保守？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让国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可是文化自贱心理却还是那么重。
很多人看历史，只看近二三百年，用这二三百年的情况来评价整个中华文化。一个书生在大街上被一个武夫抢劫并暴打一顿，没错，那一瞬间，书生确实表现得很狼狈，书生是应该想办法以后学好武功，不要再被人欺负。但有必要全面否定自己多年来的寒窗苦读吗，有必要觉得处处不如武夫，以至于想把所有的书都烧掉，连头脑中的学识也铲除吗？说实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思想方面确有贡献，但对科技文明的崇拜迁移到对文化的崇拜，对别人文化的崇拜又转成对自己的文化蔑视，导致我们一百年来过度否定传统文化，这方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打击和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儒家哲学从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奠定了民族延续发展的文化基础；西方除了耶稣，有哪一位现实中的哲人产生的影响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技术的发展，也带来环境破坏、竞争加剧等隐患时，当时一些学者就指出，中国文化是未来振救世界的良药。很高兴现在国学热正在悄然兴趣，很多人已意识到我们对传统丢弃得太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回归优秀传统，重振自信。
七、对中国家庭教育的简单回顾与展望
中国传统是非常讲究家庭教育的，以至于教育一直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比如科举考试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却从未产生“科举考试培训班”之类的政府行为。从民国开办现代学校后，家庭教育的功能大大退化，人们开始把教育的功能寄托给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像所有的现代国家一样，由政府全面兴办学校并控制学校教育，学校一方面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专属地，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民思想统一的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它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它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师成了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同时，家庭教育更加边缘化，它的功能几近被人淡忘。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成为“天之骄子”。人们慢慢在高考这场激烈的智力与心理竞争中体悟到，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学生的差异常发源于他的家庭。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明确地让人看到家庭教育的巨大力量，它同时也把国民的精英教育思想推向一个高潮。从这里开始，有关家庭教育的图书不断出现，但多是一些商业产品，以书中主人公上哈佛或耶鲁的为卖点。由于这些书很少能抓住教育的实质来谈教育，所以带给家长们的主要是羡慕，而不是教育理念的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70后一代人纷纷成为家长，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更加急迫地寻找着家庭教育的有效之道。所以那几年开始，家教类图书大量出现。一批“教育专家”也随之出现。应该说，这些图书和专家的出现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比如卢勤的“告诉孩子你真棒”，让一直流传于民间的“棍棒教育”思想有所收敛，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以赏识的心态对待孩子。但这个时期的问题是，人们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批判和指责上，较少进行建设性的观点陈述。所以家长们的困惑仍不能够得到解决。更有人对当下教育发一通危言耸听的言论后，乱归因乱出主意。不科学的观点不可能是美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可能让人产生兴趣，人们渐渐对家教书心生厌恶之感，家教图书的口碑每况愈下。
我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在2008年投稿时，找了将近十家出版社，几乎是哪家一听说是家教书，马上就说，这种书现在没人看，我们不出这类书。人们一度不再喜欢家教书，并不是不需要。其实需求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我的书上市后才能在宣传很少的情况下，主要靠读者的互相推荐而创造出一个销售奇迹。我的这个书名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理念，刚出来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名起得够大胆，而它也确实刺激了一部分人。虽然这本书得到了许多好评，但因为书名也遭到到不少批评。一位曾经在教育部身居要职的人就特意撰文，说好妈妈胜不过好老师。我相信他之所以持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调，一定是因为他没看我的书，如果看了书还这样说，那就更奇怪了。
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无不在开始阶段备受非议，但真相本身就是力量，时间会让它站稳脚跟。况且“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并不是太新的思想，它只是旧话重提，或者是把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个现象加以重视和放大。我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作为家长的经验，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新的估价，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应把握的最基本原理进行了最通俗易懂的陈述，让人们看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可分割性，看到教育之美，获得了教育的自信。正是基于这些，它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
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一个人发展中的影响权重，我相信它们会越来越趋于平衡的。学校教育凌驾于家庭教育之上的情况将会慢慢淡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男女分工的模糊化，女性对社会生活参与的增多，以及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局限性会越来越凸显，家庭教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家庭教育即使不能形成像现代学校这样有组织的、系列化的教育实体，也会在文化层面的地位得到确认和巩固。八、教育者的素质，是保证教育运行良好的根本
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前面表述过的一个观点上，即所有好的教育都是一样的，中西方教育理念其实是一回事。陶行知先生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从国外留学回来，到乡村当小学教师，后来又开办师范学校。他一方面倡导杜威的“做中学”，另一方面坚持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学习，反对现代语文课本及脱离实际的纯课堂学习。我相信陶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个中国思想的学者还是西方思想的学者。
说到底，教育要回归或寻找的不是“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而是教育科学本身。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下，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不要再在“中式”还是“西式”问题上纠缠；而是要区别出什么是正确教育，什么是错误教育。既要对传统文化有所坚持，又要博采众长，学习他人先进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要关注人家的体制、制度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更要明白我们自己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提高“教育者”的素质，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这里的“教育者”指两类人，一是在学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二是所有的家长。只有教育者的素质提高了，被教育者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是任何硬件设备、任何政策制度都无法取代的。可以说，教育者的素质，是保证教育运行良好的根本。
作为家长和教师，面对儿童，要有敬畏感，要谦虚地学习谨慎地做事。你是否能不断地“从师而问焉”，决定了你自身的分化情况，也决定了你所影响的孩子的未来发展。正像前人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矣。一个人是这样，一国之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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