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及其小说《为奴隶的母亲》(2)

　　今年是柔石诞辰一百周年，在人们“纪念柔石、再说柔石”的时候，这篇代表作不断地被提起，但对它的解读却一直局限在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本文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从文化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为奴隶的母亲》。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我”。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孔子伦理思想的要义在于“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学贯中西却又顽固保守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甚至说中国存在一种“无我教”。(《中国人的精神》)确实，与极力张扬个性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缺乏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关怀，但作为个体的人的呼声却早已被湮没。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家庭、家族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只不过是通过血缘宗族关系联结起来的伦常关系巨大网络中微乎其微的一个网结，他们屈从于家庭及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力的权威主义统治，成为家族及其最高代表帝姓家庭的驯服工具。“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这种“无我”文化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在家族利益面前，个体 “我”被压缩到最小以至于“无”。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宗族至上”的封建宗法“无我”文化使“典妻”制度得以在旧中国(主要是浙东、闽南地区)普遍存在。典妻制度的产生当然有其经济原因，但更有其文化根源。西方文化不会孕育出典妻制，虽然那里的穷人也会面临饿死的威胁，那里的富人也面临遗产的继承问题。

　　我们如果把《为奴隶的母亲》放在中国宗法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阅读，就会发现，小说不仅写了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而且深刻批判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戕害。与现代文学史上另外两篇同样表现典妻陋习的作品(许杰的《赌徒吉顺》、罗淑的《生人妻》)相比，《为奴隶的母亲》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不仅因为柔石写了典妻的全过程，而因为作家把典妻陋习放在了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上加以表现。(见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赌徒吉顺》侧重于赌徒吉顺典妻前的心理刻画，《生人妻》侧重于被典当的女主人公激烈抗争的记述，而《为奴隶的母亲》则用主要篇幅来描写典妻者(秀才)多侧面的家庭生活。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非常有利于对典妻陋习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典妻者写成一个荒淫好色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而是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识礼、文质彬彬的秀才，这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