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化的陶冶
面对长江回荡久远的词章歌赋，一代又一代迁客骚人的足履屐痕，加上父母、舅舅和老师的谆谆教诲，少年余光中在这江边吟诵古人的诗词歌赋，声声入耳，倍感亲切，古代典籍不是“恶性补习”的材料，而成为催生春草的绵绵细雨，它深深吸引着余光中。他不满足于国文课本，“而是自己动手去找各种选集，向其中进一步选择自己钟情的作者;每天也曼声吟诵，一任其音调沦肌浃髓，化为自己的脉搏心律。”他最钟情的古典作家是苏东坡。他曾经说，觉得和李白做朋友没有安全感，杜甫又未免过于严肃，东坡洒脱而不油滑，忠厚却不呆板，一生持有对宇宙万物的不竭的好奇，忧患之中泰然自若。虽然，其中有戏言的成分，这种喜好也颇能预示余光中未来的处世态度和创作风格。
余光中回忆自己的国文启蒙时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纯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这适宜学习中文的环境，一是上面说的四川深厚的人文风气;二是功课适度，压力不大，更主要还因为有良师益友。益友便是吴显恕等同学了，良师是戴伯琼先生，一位前清的拔贡;课外研修则有父母和二舅父孙有孚指导。他们共同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解之余哦哦吟诵。余光中至今依然记得他们各不相同的音容风貌――戴老夫子“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声”;“父亲诵的是闽南腔，母亲吟的是常州腔”;舅父“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中透出儒雅”。
古典的情操从乡音的深处召唤少年余光中，每天晚上，余光中都是就着昏黄而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地习诵着诗文。有时低回，有时高亢。在反复吟咏，潜心体悟中，余光中触摸到了我们民族历代志士仁人的铿锵生命，进入了我们民族博大宏伟的精神世界中。余光中认为，他日后诗文中展现出来的儒雅、刚健、坚韧和静观，正以此时的桐油灯下夜读为基石。
少年余光中的中文教育大致为三部分，一、古典散文。为师长传授，大多数是以知性为主的议论文(余光中从中了解了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同时加强了思考能力与论辩能力，这使他不仅多情，而且多智)，后来长辈也在余光中的要求下教一些美文，如《阿房宫赋》、《前后赤壁赋》、《滕王阁序》……二、古典诗词。老师和长辈没有刻意给他灌输。只是他“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五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三、旧小说。当时四川的中学生流行的课外读物有三类：古典文学，主要是旧小说;翻译小说，以帝俄小说为主;新文学，主要是三十年代白话小说。由于已经从古典诗文的吟诵中培养起对纯正中文的语感，少年余光中对后两类并不太热衷，那翻译小说，因为缺乏“封建文言文”的润滑，生硬得让他读后牙碎舌僵;而大多数新文学又语言贫乏，或激烈呼喊，或滥情做作，无法满足少年渴求的美感。
古诗的长期吟咏，发展出余光中独有的方式――“曼吟回唱，一波三折，余韵不绝，跟长辈比较单调的诵法全然相异”。古诗的吟诵，成为余光中与古人乃至古典文化的沟通方式，多年来，每逢独处寂寞，或是高速长途独自驾车，或是异国落单的风朝雪夜，他总是纵情朗吟，“顿觉太白、东坡就在肘边，一股豪气上通唐宋”。古诗吟诵，成为余光中解忧的最佳方法。古诗吟诵，也是余光中教学和演讲时的感性教育，不论当众吟诵的是英诗或中国古诗，总是“吟声一断，掌声立起，从无例外。”
余光中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诗人。他的诗作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辉耀当代中国诗坛，这民族特色正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的结果。自青年时代起，余光中就以诗人的敏感、批评家的机智去品味中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在他几十年里大量的评论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屈原到李白、杜甫，’从陶渊明、苏东坡到龚自珍，古中国文学天际大大小小的群星投射出的光芒。余光中对中国古诗的含英咀华推陈出新，堪称中国文坛吸纳古典，将传统经验作现代转化的绝佳范例，值得研究者细加探究。
李贺诗歌中的神奇想象和铿锵节奏，早就让青年余光中流连忘返。不过，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李贺并将其艺术经验有机地融人自己的艺术创造中，是在六十年代，研究上的标志性成果是《象牙塔到白玉楼》;创造上成功转化的典范是《月光光》及《鬼雨》等诗文。
《象牙塔到白玉楼》写作的三年前，正是台湾现代诗反传统的高潮期。余光中后来对此一时期的文艺氛围有这样的描述：“那时时局沉闷，社会滞塞，文化的形态趑趄不前，所谓传统，在若干旧派人士的株守之下，只求因袭，不事发扬，反而使年轻一代望而却步。年轻一代自然要求新的表现方式和较大的活动空间。传统的面目既不可亲，五四的新文学又无缘亲近，结果只剩下西化的一条‘生路’或是‘死路’了。”在这种氛围中，六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余光中也一度迷失，把西方等同于现代。但是，余光中的“现代麻疹”出得快且无后遗症，比起许多同期的现代诗人，他较早地摆脱了虚无的现代病。这得力于他西方文化的修养。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期间，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利弊，对西方现代艺术有了清醒而系统的认知;也得力于他自青年时代就培植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左右逢源中西贯通，使余光中能够深入反省西化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到西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西化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以西化为手段，可以西而化之：以西化为目的，就难免“恶性西化”。后来，余光中自称是“回头的浪子”。他形象而风趣地说――“守家的孝子也许勉可承先，但不足以言启后;出走的浪子承的是西方之先，怎么能够启东方之后;真能承先启后的，还是回头的浪子。浪子回头，并不是要躲回家来，而是要把出门闯荡的阅历，带回.家来截长补短。”
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生涯里，余光中总是以东西方相通的艺术创作规律去发掘中国古典诗学，从中发现接通现代诗创作的新亮点。也总是将学者的开阔和诗人的敏感相结合，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相结合。他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现代西方美学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重认传统，进而把古典接通现代，印证古典不乏的生机，现代也不缺活水。他特别指出，“不成熟的看法，会认为‘古典’是和‘现代’截然相反的。事实上，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复而且富有弹，陛。”
将古典和现代“接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60年代初期，在《从一首唐诗说起》和《从古典诗到现代诗》这两篇论评中，余光中都不忌重复地写上这么一段：“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人而复出，出而复人，以至自由出入。”
由于时代和个人的经历，余光中骨子里更多地烙下了儒家的人世和担当。在古代的诗人中，他最崇尚屈原和杜甫，他们心忧天下的胸襟，，将个人痛苦泯化于全民族苦难的生命境界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早已深植于余光中的血脉之中。但是，余光中也向往李白的狂放不羁，喜好李贺的瑰丽多姿，欣赏苏轼的处变不惊、洒脱旷达，龚自珍的一往情深剑气箫心……旁搜博取，以现代眼光转化古典，使余光中诗境廓大，接通了古典与现代。更多相关文章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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