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中国结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余光中的中国结赏读，欢迎大家阅读!

　闽南与江南的童年

　　一九七二年，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以“怀国与乡愁”概括余光中的诗歌创作。今天看来，依然十分正确，余光中其怀其愁，当上溯闽南、江南，上溯嘉陵江边的小镇悦来场。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不但培养了余光中的深远且激扬的民族节操，也滋养了他淳朴而深厚的乡土情怀。艾略特认为，一个人以往的经验形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经验往往和他日前正在接受的经验混合叠现。在余光中的生命长河中，闽南与江南，巴山蜀水川人总是挥之不去 ――抽刀断水水更流，他时时咀嚼着它，反复地体验着它，它们伴随他的生命成长，也将伴随着他的诗文流传。

　　明乎此，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透视余光中――他是时代之子，刚烈且多情：刚烈，出于多难与抗争;多情，因为感恩和包容。他是行吟的诗人，长江上下，海峡西东，长城内外……新大陆他踹过三十多个州，五大洲他走过四十几个国;他也是乡土的歌手，出自闽南江南，长在悦来场，是闽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儿，后来又成了台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湾永久居民。他是一个扎根乡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巴乌什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有这么一段话：“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在少年时，也可能在童年时，在写作者还没有写满几本稿纸之前就已存在了……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产生诗意的记忆，是童年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让我们来看一看童年生活对于余光中有哪些诗意的馈赠。

　　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永春，历来隶属于泉州府，虽然地处闽南山区，却因为临近大海，历代都有许多人过海漂洋去讨生活。余超英也曾一度旅居马来西亚，还在马六甲办过几个华文学校。回国后先是担任家乡永春县教育局长，后来调任国民政府海外部，长期从事侨务工作，这或许便是借助他熟悉海外关系的长才。余老先生好客豪爽，退休后还担任台北永春同乡会的理事长;他立身处世，就像闽南一带常见的花岗岩般谨严方正。

　　在幼年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公务在身，很少在家;余光中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静静地等待迟归的父亲，直至暮色苍茫。父亲是严厉的，他教余光中古文，大多选择一些有关历史兴衰和励志立身的文章，也以《古文笔法百篇》为例，为余光中讲解作文之道。和许多旧时的家长一样，他不苟言笑，从来不同余光中一起做一些儿童喜欢的游戏，但他也不反对儿子读小说曲词，所谓的闲书。余光中记得这样的场景：“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立中学的教师，哥哥做过教育局长。她在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永春去教书，在那里她做了教育局长余超英的妻子。不久，便离开永春和北上任职的丈夫一起到南京来了。

　　余光中本来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在余光中孩童时就死了。因此，儿童时代的余光中总是和母亲相伴。母亲时常带余光中回常州老家。外婆家在武进县(现为武进市)漕桥镇，那是一个大家族，建有六十四间房，大多是四进，有天井，有楼屋;最让童年余光中欢喜的是有三四十个表兄妹。那些表姐妹都喜欢这位能画马画门神的小表弟，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嬉戏。 “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余光中在追忆江南的诗中这样写道，可见，余光中的童年并不孤单寂寞。

　　家庭环境是儿童个性的第一个“塑造工场”，儿童个性差异的根源每每可以找到它的家庭源头。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父母的职业、个性特征及生活风格，都是儿童心向往之和悄悄模仿的对象，这种“原始影响”，是一般人难于摆脱的。

　　余光中后来常说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其中就有这种“原始影响”的情结。在余光中六岁时，父母曾带他回到父亲的老家――永春桃城镇洋上村，一个群山环抱的葱茏世界。永春，在余光中的童年印象中，是黑白肃穆的，没有江南的色彩缤纷;永春只有一些阳刚严肃的男性宗亲长辈，江南才有俊逸轻盈的姑姨姐妹。由此可见，自幼年起，余光中就受到阳刚和阴柔(或者说是男性和女性，理智型和情感型)两种截然不同气质的熏陶和冲击。

　　当然，更确切地说，在他九岁以前的记忆背景上，女性的江南，多雨多湖多寺庙多燕子和风筝的苏南吴地是抹不去的色彩。

　　吴地一般指中国春秋时代吴国的属地，以紧挨着太湖的苏、锡、常地区为中心地带，在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地域文化――吴文化。文化学者认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吴”的形象如“鱼”，“吴”字是从以水为生的“鱼”字演化而来的：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水网交错纵横，湖荡星罗棋布;吴人“以船为车，以桥为马”，其民居特色为“小桥流水人家”，所以，吴文化可以用水文化来解释。

　　中国的古人认为，智者乐水;水的流动会使人思维活跃感觉敏锐。中国的古人又认为，水虽然柔弱，却能克刚胜强。中国的古人还认为，有大爱的人就像水一样(上善若水)。

　　余光中的江南背景吴地色调，除了来自他的童年生活，更多地濡染于母亲、舅舅，还有表妹后来成了夫人的范我存。特别是他的母亲，外表上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内心坚强执著。一个年青女子，多次独自带着幼小的余光中逃难，踏遍万水千山，危难时，总是奋不顾身;在全家团圆的日子，她依然操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家人，年仅五十三岁便与世长辞。她的一生如同涓涓清泉，滋润万物而不争强，心性沉静，处事得体，动静合时。似乎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却是亲友的依靠，须臾不可脱离。

　　余光中一辈子都记得桐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的身影;记得母亲伫立山头，目送去学校寄读的他渐渐远去;大难临头时，母亲的无私无畏的身影，更是铭刻在心!他的26个英文字母是母亲口授;他的国语音色以母亲为本;为回报母爱，他以母亲为主题写了十多首诗歌;并把其中的一首刻在母亲的墓碑上。他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母亲永生的居所，“保持一种美好形象/防腐，防火，防盗，而且透明。”

　　除了文静内敛坚韧不拔临难不惧承传自母亲的性格，余光中在语言方面也从母亲那里受益不少，这就是吴语。

　　吴语在中国南方的六大方言中最为古老。它是一种在语音、词汇和修辞上都极具特色的方言，千年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和小说，从《子夜吴歌》一直到《海上花列传》，绵绵不绝……

　　吴语具有婉转柔媚、珠圆玉润的语音特色。林语堂先生曾把它和北京话相比，认为前者宏亮，后者甜蜜轻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更以常州话为例说明吴语的特点，说它的韵律微妙，诗人可以用来象征言外之意。他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常州话念，“头两句收迫促的入声，后两句收平声，这种变化暗示着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的两个世界。”吴语语音特点也带来一些语法上的特色，如为了充分表现绵软悠扬的语音，吴语中的许多形容词后面加上重叠成分，像：绿沉沉、亮化化、凉咻咻、空落落、急吼吼、狠霸霸、胖笃笃……

　　余光中不仅能说英语、西班牙语，更能细微体察和把握吴语、蜀语、粤语、闽南语等多种汉语方言，鲜活汉语方言的语音语调以及词汇修辞，是这位语言大师的源头活水，这其中，吴语应该是最根本的一种，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方言，它更是母亲的音容笑貌，童年的温馨记忆，是生命的血脉和根基。

　　在江南三月、吴侬软语，和母亲水一样的柔情浸润包围之中，儿童余光中抽枝展叶。可是，水的温柔还没来得及培植出一株幽雅纷披的江南兰草，火的猛烈已渐渐逼近大江南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由中山门、中华门杀人南京城，开始了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

　　余家此时已离开了南京。余超英是随着中央政府迁往武汉，余光中则和母亲回到了常州老家。

　　躲过了屠城大劫，却不能免于逃难之灾。不久，日寇的铁蹄践踏在太湖四周，余光中的静谧童年提前终结。九岁的余光中忽然长大，他晓得什么是异族入主，什么是亡国的苦痛。茱萸的孩子，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漂泊生涯。

　　第一次漂泊自1937年底至1938年初夏，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惊恐万状的逃难，第二次是乡关万里的寻亲。

　　逃难的日子有好几个月。母亲带着余光中随着族人，从常州逃往苏皖边境，想要躲避日军，不想就在苏皖边界的高淳县碰上了大批的日军。就近躲人佛寺，又不想日军也在他们躲避的佛寺中驻扎。母子只能相拥在佛寺的香案下，度过惊惧无眠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日本骑兵队离开古刹。余光中清晰地保留了那个晚上的恐怖印象――“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

　　以后，离开佛寺，在太湖附近躲躲藏藏好几个月;最后，搭上运麦的船只，抵达苏州，再从苏州转到上海法租界，寄居在一位长辈的家中。

　　关于这次逃难，余光中曾经这样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孩子，抗战的孩子，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尖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

　　九死一生地逃到上海，在法租界一个长者家里住了几个月，又接到余超英的来信，说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要他们母子俩到重庆去会合。于是，母子按照余超英指明的路径，先自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安南(现今的越南)的海防港。

　　从上海到香港，正是1938年的农历新年，母子举目无亲，在寒风中挨了一天又上船。

　　安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从海防登岸入境时，海关的法国官员对中国人十分无礼，逐一搜查，钢笔一一拔去，热水瓶也全都没收，并不说明理由。余光中记得，一个中年的男子，在淫威之下，又气又怕，几乎哭了出来。这样一个屈辱的记忆，和无数殖民者对中国人的侮辱，自童年起就耳濡目染，在余光中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平和愤慨的种子，使童年余光中朦胧地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从海防搭火车经河内过老街沿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然后坐长途汽车经过贵阳，越过乌江，翻过娄山关，最后是海棠溪，渡江来到重庆。一路辗转，多番周折，离散了近两年的亲人终得团圆。

　　在余光中的童年，虽然有江南温柔的抚摸，有火车铿锵的快感，有逍遥游的幻想――这一切，都是童年生活给予余光中的诗意的馈赠;可是，火与血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是一种更深刻的馈赠，也不能不发为歌吟。

　　诗人成长的年代，是一个家国多难的时代。因此，他反复自称是“茱萸的孩子”。因此，他认为，他们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都是生在重九这一天，那逃难的日子。登高不为望远，为避难，为了逃一个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