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长篇小说《秧歌》第十七章(2)

　　作品特色/《秧歌》[张爱玲著]

　　张爱玲是写过电影剧本《未了情》 、 《太太万岁》的，她深知电影镜头语言的一幕幕拼接，她在《秧歌》里用电影镜头一一扫过村落小镇街道，以确定和预设她要描述故事的悲剧性基调前奏，让“秧歌”的喜庆喧嚣成为一种张爱玲式的冷冷嘲笑。

　　《秧歌》写的是土改后的江南农村社会，时间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故事发生在一个典型的上海周边村落，有水道和铁路连接着上海，与繁华的上海滩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脚踏进小镇就闻到露天茅厕发散的臭气，“走过这一排茅厕，就是店铺”，两者相连着，不分彼此，街市肃杀之余，连脏水也似乎要“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每一爿店里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使过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还有“李丽华、周曼华、周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空的街道倩笑着。……更增加了那荒凉之感。”、“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小说叙事就在这样一种末日般哀颓、凄伤场景中上演了，气氛极具阴魅感，人还没有出现，但“倩笑”与“荒凉”的阴界感觉已经氤氲出来。

　　书题“秧歌”的喜庆意象则完全找不到踪迹。在《秧歌》里，这种乡村集会的自发民间舞蹈，现在已被赋予政治胜利/阶级狂欢的递进式外化仪式，是强制群体演出和张看的流动道具。这在小说的后面会有深刻的隐喻和无奈的暗讽。

　　无疑，“《秧歌》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秧歌》也证明张爱玲是一个留意观察变革中乱世社会，并把握其本质，用人道关怀的“大我”境界直面人生的残酷悲剧，将渺小如金根、月香最后被投入绞肉机过程作了回访式的展露，对秧歌原生意象的剥离，苦笑的淋漓尽致的呈现另一种“死亡之舞”，有着入木三分的玩味。

　　《秧歌》整部小说都在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域里展开，特别对王霖战前、战后几次住在阴间式大古庙(关帝庙)里进行渲染，“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而一旦打下江山，就“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王霖曾经居住的庙里，神像早已经被全部砸毁。这只是一个预兆，张爱玲先见性的借庙宇的变迁来洞穿这个政权的残忍、骗局实质，后来的1958——1976年的近廿年间，当局还发动了砸烂旧世界的一系列运动，几乎将中国千年文化遗产毁坏殆尽。

　　小说甚至还安排王霖新婚及此后都是晚上与妻子沙明同宿，“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两人因为战乱走散后，还在一个城市看见鬼魅一样飘忽的昔日妻子，这些，都是张有意为之的隐喻。另外，《秧歌》的叙事结构也是饶有意味的，一条叙事线是 “饿鬼” 金根们的挣扎、消身，受到残害、肢解的人生，写实性较强;一条叙事线是虚无缥缈的，用心理活动和回忆来呈现王霖、顾冈这两类被“雇佣”灵魂，说谎、下意识、惯性化的思维和行动，特别是顾冈这类无耻的小文人对月香纵火的嫁接式构思。张爱玲是全知视角和高悬审视他们灵魂的审判员，一如她在《半生缘》里对结局构设的那样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