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3)

　　拾阶登亭，亭中有联：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白云千载，谁来作答?

　　“醉”对中国文人来说，是一种文化姿态，人生方式。“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不愿沉醉，坚持痛苦地清醒，却遭放逐，只好投江自表，因此后来的文人失意后都不愿清醒，而是借酒买醉。陶渊明“性嗜酒……期在必醉”;李白“与尔同销万古愁”，却“借酒销愁愁更愁”;柳永“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苏轼有感于“人世间生如梦”，因此“把酒问青天”……

　　回头看看欧公临滁足迹，“宽简”治政，唯愿年丰。引导州民勤劳耕作、开辟教场集训州兵、扩建州城御敌防寇，“率人甚勤，备灾甚谨，自勉甚笃，劝农节用，均丰补歉，虽有水旱之年，无有饥之民。”应当说欧公知滁，政绩斐然，在他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写道“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在这样的为政之暇，先建丰乐亭之与民同乐、续建醒心亭之放怀旷野、最后才有醉翁亭之“太守醉也”，难怪后人评价“盖公之于滁，非徒山水之娱”。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为政以宽，人民和乐，百姓安居，始能“负者歌于途……往来而不绝”，滁人出游之乐，实乃欧阳修的政绩之乐。在宴饮宾客的描写中，宕开一笔，从捕鱼酿酒写起，宴饮所需饮食素材皆就地取才，不假外求，意在夸滁州的富足，宴饮的野趣，又更有政治清明，与民同乐的自得意味。

　　欧阳修的“醉”是陶醉，“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先生自己在《赠沈遵(并序)》中作了这样的注解“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联想到先生在《醉翁亭记》本身也写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潇洒达观的生活情趣和政治理想的追求中，那一丝隐隐的痛和冷，不经意地隐现在字里行间。由此不难解读一代鸿儒作为京官下任的清高自况，文人士大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芳自赏跃然纸上，可谓以“醉”写“醒”。　　先生的朋党、同僚富弼曾这样写道“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谪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年耆同”，这或许是对“醉翁”二字最好的注解。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与“通儒言，有戒行”的智仙虽然相交甚愉，欧公却没有走进寺里，忘情佛老。他望了望留恋的醉翁亭，“归而宾客从也”。离滁后，相继知扬州、颖州、应天府(商丘)。至和元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一变北宋文风。嘉佑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欧公曾自谓“我昔被谪居滁州，名虽为翁实少年”，“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壮心不已可见一斑。离开醉翁亭的欧阳修，行走在实现自己早年兼济苍生的理想道路上，这或许才是欧公陶然的醉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