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了高校教书，陈丹青和许多教授一样，每到招生的季节，必须面对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是政治、外语科目的分数。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陈丹青感叹:一格一格，全是格呀！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普天之下，莫非体制。”陈丹青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1978 年，陈丹青自己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结果，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时间轮转二十余年，英语和政治两科考试的严格限定，使陈丹青四年招不到一个硕士生，他慨然奔走，以无果而终。2003年起意辞职，他说是性格使然，“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服从？no！领导？no！never’”另外他也觉得年过五十，望见六十，希望重新在画布上扑腾。为此事，陈丹青小心躲着媒体，踌躇数月，终于还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动静来，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辞职这一私人事件已经世间纷扬，让他无处躲藏了。“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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