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范成大论文(2)

　　（二）

　　范仲淹生前故后，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绝非偶然。王安石誉之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 [１９]，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２０]；黄庭坚论定为“当时文武第一人” [２１]，王十朋更褒为“此志此言高孟轲”，“见公端似见周公” [２２]；朱熹也评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问亦推为“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２３]的圣贤。范仲淹的影响，也超越了时代和国界，如日本著名景观“后乐园”，即由朱舜水取范仲淹名言而命名。近代以来，范仲淹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绝非偶然。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刚正不阿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志，爱国忧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风，泛爱乐善的胸怀，博闻广知的学识，文武全才的智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构成了他“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

　　范仲淹留给后人的学术论著、诗文不算很多，但其影响却歴久而弥远，深刻而惊世。赵宋王朝虽然在内忧外患中支撑了三百二十年，但却创造了封建时代最为兴盛的精神文明，在当时世界也居领先地位。朱熹已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２４]。近代的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和王国维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２５]“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２６]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宋学是难以逾越的巍巍高峰。宋学突破了汉唐墨守经传旧注训诂的樊篱，倡导义理之学；追求心性修养，及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外王内圣的统一；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博大精深，整合儒释道学的万千气象。其本质特徵则是陈寅恪先生总结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宋初即已确立右文崇儒，“以文德致治”[２７]的既定国策，宋代大开孤寒之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通过馆阁制度培养和储备人才，令其致身通显。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中，多蕴涵着爱国热情、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和自觉追求，范仲淹就是其中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体的杰出代表。官僚与学者是他们的一身两面，范仲淹年青时曾在应天书院学习过，后又执掌书院教席，不仅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也对教育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庆曆新政中的诏州县立学，是功德无量的盛举，奠定了我国九百六十年以来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为大批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他也曾短期担任过判国子监之职，主张办医学等专业教育，培养和荐引了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太学教授：宋初三先生及李觏。宋代太学、州县官学、书院学等三级教育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举，范仲淹视教育为头等大事，培养人才为百年大计，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如宋六家中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政治家富弼、司马光，著名学者李觏、张载，宋初三先生，均出自高平门下。他与古文学家尹洙、苏舜钦及名臣韩琦、杜衍、晏殊等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自己以《十事疏》为代表的政论性散文，五《记》为代表的古文，《易义》为代表的学术著作，骈散结合的律赋创作，乃至脍炙人口的某些诗词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他从不曲学阿世，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融儒释道于一炉的兼容併蓄的博大胸怀，使他不失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学术思想界领军人物。

　　范仲淹“积学于书”，“得道于心” [２８]。他哲学思想的基石是：提出了“纲维三才”的天人合一观，穷神知化的辩证思维，理一分殊，内圣外王的四德说，实开《易》学研究中义理派先河。宗经则是其哲学思想的取向，他于六经中求文、道、用的统一，实创“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治学路子[２９]。范仲淹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正如他诗中所高度概括的那样：“清静道自生”，“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 [３０]。这种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他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宋学开山。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担当精神，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立志“尚经天纬地之业” [３１]，而“忧事浑祛乐事还”[３２]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信念。兼济天下，“爱国忧民”[３３]是范仲淹立身行事，处世立朝的惟一准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范仲淹毕生信守不渝的信条是：“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３４]，所以他能坚持“行己有耻”的高风亮节，不仅在贫贱时能安之若素，富贵时也能保持清正廉明，“为政忠厚，所至有恩” [３５]，兴利除弊；晚年又推己及人，设立扶助贫寒族人的义庄。

　　“素心直拟圭无玷”[３６]的范仲淹，开“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３７]的时代新风。倡导名教，旨在重建以儒家名教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仲淹的名教思想，包涵了丰富的内容，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诚明、忠孝之类观念，而且也包括恬于进退，淡泊名利，犯颜直谏，气节观念等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如果说前者更着重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层面，后者则更注重于社会责任的层面，两者的和谐统一，即为外王内圣贯通的伦理道德规范。范仲淹以名教为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是其名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震烁古今、义薄云天的惊世名言。其“至诚许国”，“不以进退易其守”[３８]的情操，不仅两宋时广为传颂，时至今日，犹不失为仪型典范。

　　范仲淹无论出入中外，执政临民，乃至膺寄方面之际，始终以“犹济疮痍十万民”[３９]的执着，为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他力主茶盐通商，发展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主持改革，兴修水利，奖劝农桑的成功实践，以军事、外交、经济（屯垦戍边、坚壁清野）手段三管齐下巩固边防的虑深思远，刺激消费、以工代赈救荒济赡的独特模式，提出“损上益下”、“裒多益寡” [４０]，摧抑兼併的固本宁邦之策，运用轻重之术平衡粮价，虽仅是吉光片羽，但仍不失为中国经济思想上颇具亮色的真知灼见。这不仅是比他的前辈提供给历史的“新的东西”，也是为后人提供有益谋谟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与物胞的人文情怀，充分反映了他对家族、社会的责任感、爱心奉献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心态。范的高瞻远瞩，实开宋代赈济、福利事业的先河，南宋不仅富家大族竞起效尤，蔚为时尚，而且，也促进了始于北宋末的官办慈善养济机构的诞生，成为近代各种官方民办扶贫事业的滥觞。范氏义庄的成功实践及其遗韵流泽，对于当今社会保障福利机制的形成及扶贫事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范仲淹作为宋代诗文*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 的主张。他还力主“文质相救” [４１]，文以载道，将道统与文统完美结合，他有独具一格的诗论和赋论。他对前辈作家王禹偁、穆修比较推崇，对同时代的尹洙、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力为古文”的文学造就也颇为讚赏。他自己也创作了文质兼备、情文并茂，骈散结合的散文和律赋。范仲淹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体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一扫西崑体“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破碎大雅”[４２]的弊弱文风。

　　范仲淹还主张：在文学创作中须“文辞贯道” [４３]， “意必以淳，语必以真” [４４]。他在《唐异诗序》等文中简要概括了唐诗各种流派的特色，反映了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品位，对诗歌的特徵及其社会作用有明晰的认识。诗言志，歌咏言，他认为抒发真情实感是诗最本质的特徵。范仲淹的诗众体皆备，他的交游诗、山水诗、边塞诗中不泛“格清而意远”[４５]的精品佳作，如《野色》、《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献百花洲图上晏相公》等为不可多得的杰作。另外，范仲淹的律赋创作，堪称唐宋大家，儘管他精心编纂的赋汇总集《赋林衡鉴》已佚，但保存下来的序，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赋论。律赋兴于唐，宋代以来，赋主要是应付礼部贡试的科举文体，不为人所重。但“少游文场，尝禀词律”[４６]的范仲淹，却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创作出不少言为心声的佳作。正如杨万里所论：“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４７]宋文之盛，正始于庆曆，范仲淹无疑是这一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边塞词人的范仲淹，虽其词作多已散佚，今仅存五首，但却阕阕精彩，字字珠玑。他的词作豪放中有婉约的成份，实开苏辛词风的先河，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节律感，音乐美。范仲淹的散文，题材广泛，是他从政、治军、兴学的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颇具文学和审美价值，其中不乏佳篇。《岳阳楼记》等五记、《十事疏》、《奏上时务疏》等为传颂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他的四论也风格犀利，纵横阖捭，还有一些书信及伤悼文字也写来感情真挚，十分动人。总之，范仲淹不失为享有时誉的作家，他的诗文言志抒情，风格清新，自然流畅，立意超迈，醇厚雅正，一如其人，广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所喜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理应有范仲淹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