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范成大论文(3)

　　二．范成大事歴著作考略

　　（一）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４８]，一字幼元，早岁自号此山居士，后又自号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吴县人（治今苏州吴中区）人。成大出生时，正当“靖康之耻”；幼年又遭流离，生四岁而金军再度南下，繁华的平江城毁于战火，使早慧的成大深寓家国之痛。其父范雩终官秘书郎，其母蔡氏夫人却出身名门，乃蔡襄孙女，文彦博外孙女，家学渊源有自。成大幼承庭训，自幼聪颖，据周必大撰《神道碑》记载：“公在怀抱，已识屏间字。”十二岁时已“遍读经史”，年十四，已“能文词”。其后，连遭亲丧[４９]，十年不出，竭力抚二弟、嫁二妹。当时，成大备极艰辛，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寄居寺院，无科举意。范成大的创作生涯开始很早，自称：自十四五岁，“始为诗文”[５０]。在昆山苦读时，已加入邑中诗社，与马先觉等唱酬，诗见《昆山杂咏》。在其父执、昆山名士王葆的激励下，才奋发应举，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开始走上仕途。

　　绍兴二十六年春至三十年冬（1156～1160），范成大初宦徽州司户参军，在任凡五年，歴二任，更歴三守，先后为李稙、潘莘、洪适。三十而立的成大表现出非凡的吏治和才干，徽州的老吏以弄权著称，成大以其干练精明令老吏敛手屏迹，三任州守对这位年青的僚属均颇器重。御下苛严的李稙“霁威待公”，迁官提点坑冶时“辟公干办公事，不就”。（《神道碑》）以“博洽精明”名世的洪适，则付以吏事，且常“与公商榷古今”，相当倚重，认为成大乃官至两府之才，自充举主，令成大迁官“从事郎，入监行在太平惠民和剂局。”（《神道碑》）成大在任时，多次因公务往来于今苏、浙、皖交界地区，对生活在社会基层的百姓及其生活状态、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瞭解，创作了《后催租行》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杰作，与州教授严焕等僚友有唱酬之作。

　　由于洪适的举荐，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成大来到南宋行都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任京官，与适之兄弟——洪遵、洪迈也结下不渝的情谊。前一年在姑苏守阙待选时，为知府洪遵撰写了《思贤堂记》、《瞻仪堂记》；是年，洪迈使金，有诗送行、迎归，但洪迈却辱命而归，有失成大之期许。隆兴元年（1163），礼部贡试，翰林学士承旨洪遵知贡举，成大为点检试卷[５１]，（俗称小试官，北宋梅尧臣亦尝任此官。）楼钥、王阮是科进士及第，其后均对范成大推崇备至。

　　对“靖康之耻”和“平江屠城”有切肤之痛的范成大，对主战的爱国士人有爱屋及乌的亲近感。他在此前后曾上书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向他表示敬意；又上贺启致元老重臣张浚，庆贺他的复出。主战名相陈康伯罢相出判信州，成大赋《昼锦行》壮行，誉他为北宋名相韩琦，期许他再入朝执政。二年后，对他的去世表示了诚挚的哀悼，有挽诗二首。与请斩秦桧而享重名的胡铨有诗唱酬，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成大因其岳父魏信臣的关系，与主和派魏良臣（信臣弟）关系颇亲密；汤思退则秦桧馀党，但由于乃石湖第进士时的同知贡举，因师生关系亦颇密切。也许正是处在两大阵营夹缝中的尴尬，使成大在隆兴和战的政争中几乎没有发表什麽意见。但成大绝非依违于和战两党间的骑牆派，他有自己的操守和主见。他在这二年中，先后任编类高宗圣政所检讨官，兼敕令所，上条陈论时弊十事。除枢密院编修官，召试除秘书省正字，初为馆职。在临安，成大诗作几无政治题材，多赏花、游园、宴会及朋友间唱酬之作。唯一的亮点是：在抗议和反对孝宗信用近习龙大渊、曾觌的浪潮中，成大义无反顾的支持了他的两位挚友——周必大、陆游因反对龙、曾而去国，成大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和同情。

　　乾道元年（1165），成大兼国史院编修官，迁著作佐郎；二年，擢尚书吏部员外郎，旋被言者以超迁论罢，与宫祠，返故乡。乾道三年十二月，成大被任命权知处州，于次年八月抵达任所[５２]。这是成大首任亲民官，在任虽仅数月，政绩却值得大书特书。今仅举其荦荦大者：四年五月，召对，成大上三疏：其一为《论日力国力人力》，日力谓惜寸阴，国力乃资用，人力指思虑智术之所及；其二为《论慎刑》，大抵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责状）款”；务使“伏辜者无憾，负枉者获伸”[５３]。即不枉不纵。其三为《论兵制》，指出当时“法意中弛，戎备久缺”；“简阅未精，营伍未立”之弊。克服此弊，则“人材可恃”，“纪律可行”，才能成军隐然[５４]。这不仅是成大切中时弊之论，也成为他日后歴宦州郡，膺寄方面的施政纲领。

　　其一，他在处州力倡义役。其法，民户按物力高下出田产钱物以助役户，以免执役时遭破家之患。役法乃宋代政争之大端，北宋行差役法，王安石变法改免役法，元右更化，司马光废罢新法，复行差役，当时苏轼等也认为鲁莽灭裂，主张免役法有其合理成份。至南宋初，役法扰民之弊已达极至。诚如乾道三年十月臣僚奏疏中所论：“有弓兵月巡之扰，有透漏禁物之责，有捕获出限之罚，有将迎担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费，有应副按检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劳”；令执役者无不破家丧产。而“大姓猾民〔为〕避免赋役”，常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诡名析产，“将一家之产”析为“女户五七十户，凡有科配，悉行蠲免。”[５５]这种情形，较之北宋熙丰变法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范成大倡导的义役与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执行过程中有摊派之弊，且又强令原行助役之官民、僧道重複出钱等，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仅是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但其立法的本意是使乡民贫富互助，不为不善，故不仅两浙路行之既众，且江南东、西路、福建路等处亦仿效行之[５６]。处州义役之争的实质是：差役法时，吏缘为奸；义役法行，其无所措手，故造为誉论，欲败成谋。结果乃差役、义役并行不悖，由民自行选择，庶几法意完备。

　　其二，则兴修通济堰，有《堰记》记其事；又确立《堰规》二十条，手书刻石，以永其传。关于此事周必大《神道碑》有极为生动真切的记载：

　　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于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外，溉田二十万亩。溪远田高，堰坏已五十年。公寻故迹，议伐大木，横壅溪流，度水与田平，即循溪叠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闸以节启闭。上源用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复。议定，官为僱工运石，命其旁食利户各发丁壮，分画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兴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议。适公被召，躬往劳之。父老欢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经始，安能保其无坏！”

　　为立詹南庙，作《堰规》，刻石庙中，尽给左右山林为修堰备，至今蒙其利。

　　成大思虑周全，踵事之密，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在处州留下了一项兴修水利的仁政，使处州山田“灌溉有序，民食其利”[５７]。而且，其护堰保闸的《堰规》，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水纠纷，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因争水而引起的大规模械斗之事仍时有所闻。八百馀年前的古人范成大已预为之立下一定之规，其思远虑深令人钦佩。但更重要的是：《堰规》详尽而细緻的规定，犹如不成文法，克服了水利工程旋修旋废之老大难顽症。成大非凡的吏治于此可见一斑。《堰规》刻石二十条，因年代久远，今已荡然无存，但赖《堰志》一书，留传至清。李遇孙《栝仓金石志》卷五据以收录，八百馀年前的佳话赖以留传至今。元人叶现称赏《堰规》为“鸠工有规，变程有法”；[５８]清人王尚赓（号云舫）跋云：“〔丽〕西之通济，水利最大”，成大“刻规立石”，“后之濬污通塞，实赖其法”。[５９]所言均为实录，确非虚誉。李遇孙跋还说明了“《堰规》凡二十条，今除去《堰山》一条”的原因。当时“用木篠筑成堰堤，取材于山，拦水入堰。自开喜元年（一二○五）郡人〔前〕参政何澹筑成石堤”后，请有司批凖将樵採之堰山据为家山，故除去《堰山》一条[６０]。这个据山为己有的何澹，在“庆元*禁”中成为韩侂胄禁道学的主要帮凶而得以发迹，除参加政事而知枢密院事兼参政，但嘉泰元年（一二○一）即罢知院。开喜中，居乡仍占山为物业，与成大悉心兴办水利，造福一方适成鲜明对照。

　　成大又因处州“带郭浮桥，岁久弗茸”；遂“造舟为梁，联以铁绠”。新之以便民跋涉，桥命名为“平政”，桥亭则名之曰“知津”。“又得废浮图之田五十亩于缙云，以其租属亭”；为“岁时治桥”之费[６１]。成大亲撰《平政桥记》并铭，又有《桥规》，宋时均刻石，惜今《桥规》已佚。

　　成大在处州仅数月，却兴义役，浚通济渠，修平政桥，且定下经久之规，深得民心。处州百姓列其入名宦祠奉祀[６２]。

　　乾道五年五月，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说书多以卿监兼，以郎官兼者仅王十朋、范成大等三人，殆异恩殊典也。岁末，擢起居舍人兼侍讲；次年五月，又进官起居郎[６３]。

　　范成大立朝最值得称颂的一件大事是：乾道六年（一一七○），为改变使孝宗感到极为屈辱难堪的离座起立受书礼及请归河南故地，成大出使金国。不畏强暴，在剑拔弩张的金廷猝发私书，力争国体；虽未能如愿以偿，但这种主动请缨的勇气，以国事为重的忠贞，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气节，却受到当时宋、金朝野的一致讚扬，也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此后成大宦运亨通，步步高升、卒至两府大臣，实肇始于此。

　　隆兴和议，未能变更离座起立受书之礼，使孝宗极为难堪，时相虞允文议遣泛使乞请改变并请河南皇室陵寝之地。但在宋金外交史上，只有贺正旦或告丧、贺新主等才遣使，无故遣泛使被视为挑衅，使者非杀即拘，凶多吉少。当时虞允文推荐著名史学家李焘，焘以“丞相杀焘”为辞。成大则勇于任事，慨然请行。行前，成大即安排了家事，作好不归的充分准备。由于在国书中只写请归陵寝地一事，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只能靠成大私书发之，更是犯金之大忌，几遭杀身之祸。杨万里以极洗炼的文字称：成大“仗汉节，使强虏，即其庭伏穹庐不肯起，袖出私书，切责之。君臣大惊。”[６４]成大在“守吏微言有议留使人者”的客馆赋诗词以明志。其诗云：“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方按：音否）？”其词略云：“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袖里天书，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讯，随雁到南州。”[６５]可见成大北行已有视死如归的非凡决心[６６]。

　　使还，成大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及实录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兼侍讲，时张栻亦为侍讲。次年三月，除外戚张说签书枢密院事，朝论譁然。张说无才又超迁，因近习而膺大用。张栻切谏，范成大久不视草，周必大不草答诏，莫济不书录黄；台、谏李衡、王希吕交章疏论，可谓朝议藉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范成大，他缴纳词头时劝谏孝宗说： 门官“骤寘二府”，犹如“州郡以典谒〔门〕吏为倅贰，观听如何？”义正辞严，次日，罢说除枢筦之命。不久，成大又论不当召佞倖宋贶，缘此二事，不安于位，求去，于八月五日除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据说成大与张说有私交，但不以私谊妨公事，是非分明，则尤为可贵[６７]。正如石湖在任所草叶衡起复製词所云：“体国忘恩，或不能掩义。”[６８]

　　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怀着对“骖鸾仙去”胜景广西边陲的美好向往，成大笑慰谈瘴色变亲友的担心，怡然就道，赴广西帅任。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走遍当时南宋疆域四至的方面大员生涯，这也是他人生中阅历最丰富，创作最出色的辉煌岁月。正如张鎡诗所称：“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歴。”[６９]赴任途中历时三月有馀，有日记体散文《骖鸾录》记其途中见闻，又有诗四十馀首，结集为《南征小集》。

　　乾道九年三月十日，成大入桂林接任府事帅印。广西当时管辖二十五郡、七十三县，“经抚群蛮，不知几千万〔部〕落。”[７０]广西地处荒远，财政匮乏，平时“仰湖北及封椿钱七十余万缗脾岁计”；南宋初，不再划拨，支出“惟恃盐货。”（《神道碑》）但改官般官卖法为钞盐法后，盐利尽归漕司，州郡地方财政困窘，守令束手无策，盐有增价抑配之弊。成大之任后，连上奏疏数千言，亟论钞法之弊，漕司强取之非，主张宽郡县上交之额，严禁增价抑配，杜绝侵欺之弊，其要在复官般法，对广东客盐原入广西的盐利损失，岁认二万四千六百馀缗。广西旧卖官盐八万箩，如仅以五万箩为额，即岁计可得九十馀万缗省（合七十余万缗足），而漕计仍很充裕[７１]。范成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核心是调整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得到宋廷批淮，长期困扰广西的盐政问题轻而易举得以解决，充分显示范成大洞烛幽微的观察力和处理棘手社会经济问题的过人能力。这种精明干练同样表现在处理广西马政的行政能力上。

　　广西买马，岁以三十纲为额，每纲五十匹。岁久日弊，一是擅自提高马之尺寸标准，二是边吏将买马之银入铜，名四六银；盐则减斤，百得七十，併折发起解的草料钱乾没侵吞。成大洞察秋毫，连上四奏，提出改革马政之弊的措施：其一，仍坚持四十年之久的四尺三寸为合格标准，仍以邕州横山寨为主要互市地。其二，银足成色，盐足斤两，印给支票凭由，每量得马尺寸，即批明尺寸、及盐斤两，杜绝官吏欺弊，蛮马近悦远来。其三，严买马官之选，执行赏罚之格，即以合格之马为率，不足一千五百匹，展磨勘一年；多二百匹以上，减磨勘；多千匹，则转官。其四，针对途中损马之弊建策：沿途给足草料，病马留寓医治，且配备兽医随行。成大莅任之际，广马极弊。邕州买马，原额一千六百匹（方按：团纲解送千五百匹），至是，亦仅二十七匹而已。一是另开宜州买马场，二是官吏欺侵所致。成大以帅守兼任买马事，仅二年买马额奇迹般地彪升至六十纲，即三千匹，增倍岁额，乃极弊时百馀倍。此虽为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额，时成大正离桂赴蜀之际（方按：邕州开马市在正月），但创南宋广西买马最高记录则皆赖成大改革马政之力也[７２]。于此，足见成大的足智多谋与精明练达。

　　成大在广西还赈昭、贺二州旱灾，乞减四等以下户田租之半。拣汰郡卒，练兵教阅；约束傜民，置团统属，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恩威兼施，实行卓有成效的羁縻政策，抚定西南边陲[７３]。成大政馀与宾僚登临风光秀丽的山水之间，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及不少题名石刻。又兴建骖鸾亭、所思亭、碧虚亭、平易堂、正夏堂等，均为郡中名胜。“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其地成旅游圣地，成大实有先导之功，功不可没。

　　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依依不捨告别朝夕相处的幕僚及广西军民踏上赴成都帅任的征程。

　　自桂至蜀，水陆兼程，长途跋涉数千里，历时四月有馀，蜀道之艰险，途中之辛劳，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与五一兄书》中自述：“只存四茎骨头，乌皮包裹，其不仆于道涂者，天也！”[７４]儘管如此，成大仍怀着对广西的深情，在途中完成了《桂海虞衡志》一书，虽今传本已散佚大半，但由于范成大据目验耳闻之风俗舆情而成，是书歴为世所重，胡起望教授称之为：“开一代体例，传宝贵资料，为历代文人所乐道，给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者以启迪”[７５]；实际上，还给治宋史、西南民族史、边境地理史、生物学史、中外交通史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古代广西的一部百科全书式博物事典，其博洽堪与沉括《梦溪笔谈》媲美。成大在途中留意各地之风俗，古迹之幽奇，山水之胜概，物侯之变异，生民之疾苦，社会之情状，感触之深，多形之于歌咏。凡得诗一三三首，结成《西征小集》，陆游序称“尤隽伟”[７６]。诗已编入《范石湖集》卷一五至一六，凡两卷。

　　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安抚制置使，其权略视宣抚司，除财计、茶马不预外，举凡“节制御前军马、官员陞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无不在其职权之内，可谓权重事专、名实相符的方面大员、封疆大吏[７７]。诚如成大《自广帅蜀谢表》称：“去国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难；提封六十州，岂白面书生之事！”[７８]较之广西，疆域倍之而有馀。成大深感责任重大，以“既来万里，敢计一身”[７９]的献身精神面对这一挑战。他在《帅蜀即真谢表》[８０]中就提出了两大施政纲领：安边抚远，知人安民。

　　成大当时面临严峻的守边重任。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吐蕃、青羌两犯黎州，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成大建三策以应付，谓内教将兵，外修堡寨，教阅团结土丁。孝宗手札奖谕，并赐度牒钱四十万。成大日夜阅士，製备器甲，奏置边地路分都监，增黎州五砦，籍少壮五千为战兵；扼吐蕃入侵之路要衝筑堡寨十八处以御。奴儿结二千人入侵安静砦，成大急调训练有素的成都禁军——飞虎军（方案：《宋史·蛮夷四》作“飞山军”）千人前往戍守，示之以威，敌三日而退[８１]。范成大对仲淹经略西事时的谋略闲熟于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运用了其训练土丁，增筑堡寨的积极防御战略，实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进退得宜的惟一可能之策[８２]，两范之心是相通的。所以楼钥在制词中称誉他：“胸中之有兵甲，世称小范之才高。”[８３]用范仲淹守延州之典来誉成大安边之功，是极为贴切的。范成大在御边之奏中分析川路嘉、黎、雅三州因买马，诸蕃常有觊觎之心“来则有虏掠之利，退则无追蹑之忧”。切不可因虑及买马而养痈贻患，对首恶必加追讨，“乘风焚山，严兵清野”，除恶务尽。又榜示文州，分化瓦解诸蕃，保护正常的茶马贸易，开放互市榷场，对白水寨叛将王文才则募人斩杀。恩威兼施，军事、经济措施双管齐下，“声震四境”，巩固西南防务，以收长治久安之效[８４]。成大确有非凡之军事才能，其效初见于广右，大显于四川。

　　成大行政，以弛利惠民为念。在四川奏减酒课四十七万馀缗，又罢关外科籴五十二万斛[８５]。宋制，蜀帅月率一入学见诸生，成都府学崇宁新建以来，岁久敝漏；成大亲自擘画，筹集经费，“选吏程督”，一新室屋，踰年而毕功，使成都学“为西南冠”[８６]。其重视兴学，所至均然，与范仲淹也如出一辙。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成大又续修方志《成都古今丙记》十卷，亲撰《丙记序》，惜是书已佚[８７]。重视文化事业也是他一贯宗旨。

　　陆游与范成大定交于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时为编类圣政所同僚，孝宗刚即位。十五年后两人在成都一为帅守，一为幕僚，但友谊却与日俱增。陆游对成大的洽闻强记，精明干练，远见卓识，推崇备至，期望他以“廊庙之重”，北定燕赵，“早为神州清虏尘” [８８]。

　　成大以病弱之躯，游宦四方，淳熙四年春，因病上章丐祠，孝宗手诏答称：“范某已病，尚为国远虑，可趣其来。”[８９]成大应诏东归，李垕称其为帅蜀之贤者，尤以文章政事见重当世[９０]。

　　成大五月二十九日启程离成都，十月三日入姑苏盘门，东归历时四月有馀，有行记《吴船录》，原本一卷，今传本二卷乃后人所析，非其旧。凡途经之地山川、形胜、古迹、风俗、人物、典故、园林、寺院、镇市、物产等无不记载，充分显示了成大的博学和广闻的功力。如其过三峡的峭急奇险，写来跌宕有致，游刃有馀；读之惊心动魄，击节讚赏。蜀中风物，鬼斧神工，尽现石湖笔下。

　　是年十一月初，成大赴临安入对，除权礼部尚书。五年正月知贡举，为克服拆换试券之弊，乞添试券头背压缝朱印。三月兼直学士院，四月拜参知政事，兼权修《国史》、《日曆》；六月，即被言者论罢。出知婺州，辞免，请以本官奉祠，返乡家居。成大徜徉在故乡的青山秀水之间，遍游石湖及姑苏诸名胜古迹，诗思泉涌，复与友人唱和相酬，其乐融融。诗作中不乏关注农事及生民疾苦之意，亦颇及吴地风俗。

　　淳熙七年（一一八○）二月，判明州魏王赵恺病卒，诏起成大代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并兼沿海制置使[９１]。乞罢进奉海物，又乞权阁魏王挪用诸司钱十五万缗，以纾民力，诏皆除之。成大之任，又上奏札，论与东南蕃舶交易而铜钱外流，虽严刑峻法不能禁止之弊；认为蕃货多不急或无用之物，主张可以权停海外贸易，以绝其弊，实乃因噎废食之举。但又提出建议，令蕃舶回程时，亦博买中国货物，约与来货等价，并科其抽解，方淮其住泊，否则，禁其贸易[９２]。这才是明智之举，惜是否为宋廷採纳已无明文可考。当时明州海船之多，令人歎为观止，反映了造船业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为防范沿海海盗侵扰，成大献海界图本，建议根括沿海船户，凡海船五八八七艘，令以五家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并科其罪。将所结保甲攒写成册，如获海盗，则按册根治[９３]。这是将王安石创议的“保甲法”行之沿海明州管下。南宋以来，海外贸易极盛，但未闻海盗之患，或与成大这一建策有关，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成大堪称处心积虑，竭尽其智。成大上此札时已受命移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兼江东路安抚使。

　　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四月，成大到建康任所，时值岁旱，他以急迫的心情，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投入救灾赈济。成大救荒之策主要有：招徕商贾，奏请上游税场，不可邀拦江西、湖北客米。请淮得军储粮二十万石赈饥民。权阁夏税，蠲免当年秋税额二十万斛的三分之二。府属五县受救济粮者达四五四○○馀户，民无流徒者。当时，在沿江渡口，凡流民过淮处，皆差官给粮，津发其回；不愿回者则妥善安置之。流民被荒，残税申乞蠲阁；流移归业，行李牛畜，免收渡税。次年，又筹府之馀财代输下户秋苗及丁钱之半[９４]。总之，竭尽所能赈济灾民，减免两税及丁钱，鼓励生产自救。这是宋代官员的常用之策，范成大的过人之处在于：“米到即行〔赈济〕”，且“印榜晓谕，恐村落不能通知”[９５]；亦防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九年八月，成大因赈济旱伤有功，诏转一官，减二年磨勘[９６]。

　　成大在金陵任，又奉旨亲盘大军仓、转般仓。两仓及监官并干人原均属淮西总领所，应成大之请，淳熙九年七月九日诏令，自今见在米斛，依盘到实数拨付守臣认数椿管。成大认为大军仓创建四十六年，拨付军粮二千余万斛，今盘亏八万六千馀斛；鉴于历年未除亏损，建议不再追究监官、干人依律断罪并追赔补偿[９７]。体现了成大既精明干练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认真踏实查处，又能合乎情理的提出处理意见，不枉不纵，难能可贵。成大以积劳苦于头晕，上五十章求闲，诏除资政殿闲学士，再领宫祠。

　　成大在石湖度过几年优闲的宫祠生涯，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淳熙十五年起知福州，十六年二月赴任行到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对成大信宠有加的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恬于进退的成大称疾力请奉祠，应诏上疏光宗，论当世要务云：当“执仁术以守家法，坚国本以定规模，节经费以苏民力，精觇谍以应事机，审选任以求将材，修堡障以固西南，议盐筴以安二广，严钱禁以榷官会，广屯田以实边储。”（《神道碑》）又特别指出：中国万里边境，“祖宗筑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实废，乞行下蜀、广巡修。”对黎州青羌、吐蕃、雅州碉门、嘉州夜郎等蛮“结亲相通”，极表忧虑[９８]。其时成大虽宦情已冷，壮志渐淡，老病加身，惟祈退居石湖，以终天年；但对国事日非仍极为关注，以其经略四方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当务之急，只是已力不从心，说说而已。对*禁已渐之萌、近习擅权则隻字未及，也许成大已无壮年时力挫张说、宋贶时之锐气了。

　　成大最后一次出仕乃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加大资政起知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五月之官。因随从赴官的次女卒于任所，哀恸欲绝，遂坚请纳禄奉祠。绍熙四年（一一九三）九月五日，一代名臣范成大久病不起，归道山，积官通议大夫，朝命赠五官。（《神道碑》）卒諡文穆，二子：莘、兹。其文集乃生前手自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