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大自由到文化架设与生命的降临
顾城表示：只有回归自然人才能脱离文化的束缚，才能表达出人类最初的最干净的愿望。我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一个人作为个体，是不能够完全经历人类进化的“大圆”的，他只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小段直线，无法独自回到起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回归自然？ 顾城给了提示：“这类新诗（指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地反应，倾向于主动地创造。”表面上，这是对朦胧诗特征的阐释，但是他实际上指出了一条使用文字体现自然人的思路：首先，由文化人创造的文艺形式是既定的。你写了一行字，那就是一行字；你用纸叠了玫瑰，事实上那就是玫瑰。但是，如果文化人对文字动动手脚，让你能产生“误解”，那么这个文字就发挥了自然人的功效。什么是“误解”？就是你在阅读时，心里的那个答案。一千一万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他们自己的愿望，那这就是自然、就是世界、就是你自己。学过初等数学的人应该都会记得，在规定向量的方向的时候，书上是这么写的：“零向量有任意的方向。”你可以说零向量与某个向量平行，但是你不能说：零向量和某个向量方向相同。零向量也就是这个问题的钥匙，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很有意思是不是？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种中国式的自由——大自由。
既然要讨论自由，那么我们就弄弄明白，自由这个词是哪里来的？举一个都知道的例子“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意思是老子早就不爽了，能让你自作主张？）。古义的自由一般指的是自作主张，直到了清末才有人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引进中国，冠以“自由”的名号。那么你琢磨琢磨，西方的“自由”在中国本应该是个什么词？是自在！自在是区别于你们说的自由的。自在属于东方精神，自由属于西方精神。东方和西方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的精神，它是强烈地显示着‘人’的精神，它站在世界的对面，自然的对面，它说：我要这样！东方的精神呢？是：就是这样。它没有‘我要！’这种成分。”这么说有点难理解，我们换个说法：一种语言是能够充分体现它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以英语来讲，“should”这个词有表示推测、“应该”等意思。不管是在祈使句还是那些有着主语的句子里，这样的推测都有着一种较强的人类主观色彩。而在汉语里，“应该”这个词往往会有一些天注定的味道，是人所不能左右的。相对应的，我们就因该能够看到“自在”与“自由”的本质区别了。前者与自然有着莫大的关系，后者则更具人类的侵略性。
那么由此可以总结，所谓西方精神代表的是一种“探求”的看，而东方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观照”的看。而所谓相对于自由而言的大自由，就是一种强烈区别于西方精神下的“自由”的哲学观，是十分古老的东方哲学观点。“有名天地之始，无名天地之母。”无是一切的原形，是自然，用老子的话讲：即混沌，在佛家称：空。有是这一切自然、混沌的具象化，是四散纷飞的生命，即色。然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两者虽是不相同的形态，却是一样的本质。组成你和你身旁的杯子的元素，在千百年前恐怕是混在一起的，只不过你和它如今有了色像，成了实在。“探求”的看，看的就是色像。即使可能他在探求的是诸如“自由”的抽象概念，但在面对巨大的“空”时依旧是“色像”。有句话叫“自由是自由的枷锁”，不管你再如何探求，你永远是在这样一个维度，逃不出去。这就好比是骑驴找驴，其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而“观照”的看是一种脱离世界的看。是我们讲的“达观”。“我们在人世中间，我们才想像出一个历史，想像出时间。”生老病死在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维度之后会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就站在驴的旁边，不需要找，它就在面前。当世界与你无关的时候，你才会看得到世界，你才能成为世界。此即大自由。
而正是人的大自由的想法产生了文化与生命之间紧密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大自由使得自然的人分离出文化与生命两部分。我们知道，顾城的哲学主要是来回答三个问题：1.文化（文化人）是怎么来的？2.文化出现前的生命（自然人）是怎么一回事？3.文化与生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顾城试图从回答这三个问题开始，解释人如何从自然人到文化人，又怎样才能从文化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前两个问题，我在前文的“一、二”中已经仔细阐述了，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文化与生命之间的关系。顾城在书中曾这样指出：“这个‘未知’无形无名，是万物之母，也是文化之母。万物产生，有了分别，有了名称，有了概念；这个时候文化产生了，文化人也就产生了；人也就从和万物浑然一体的自然生命中分离了出来，犹如杯子和水的分别，它们成了两个事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句话：“未知”、“无”、“自然”和最初的“我”这四者在顾城的哲学中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在这个“我”具有了“分别心”后，万物有了分类，产生了文化，人类的“我”脱离自然的“我”而出现。再进而，顾城给出了一个很奇妙的比喻进行解释：杯子和水。顾城说，他用水果来比喻自然的生命，“一个果子中的水不会因为倾翻而泼洒出来，在人还没有思想、还与自然一体的时候，他的生命之水就是他本身，不管如何震荡都不会离开。当人有了“分别心”，生命之水就会离开，以析出的方式离开‘我’”。（而产生“分别心”的正是大自由的想法，大家对此肯定有疑问，我们放到过后解释。）思想使得人同万物分离，而分离更加强了思想，思想又加强了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概念与分类被强化到了极致，生命之水也析出到了极致。此时杯子与水出现了。所谓的杯子就是文化，而水就是生命的精华（大体等同于精神）。生命之水会随着人的积累而变化，这种变化就产生了涨溢的现象，这就出现了艺术、革命、爱情等等。而这样一个运动过程其实就是文化本身的体现。所以说，文化一方面是为生命之水降临而架设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生命之水运动的结果。两者在最初始的状态下的存在就是自然的生命。于此，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大抵是解释完毕了，但是大家会有疑问，关于大自由的作用，似乎有着某种矛盾。
思路清晰的朋友可能会指出：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顾城给出的回归自然人的方法是源于大自由，那么怎么又说文化人脱离自然人的缘由也是出于大自由呢？这岂不前后相异互而矛盾？其实不是的。文化人脱离自然人的缘由是出于人本性对大自由的渴望。人在处于自然人的状态时是在一种“未识一切”的状态中的，人对一切没有概念（包括什么是我）。所以，人需要了解这一切的时候就造出了一个“我”，这个“我”立于自然人之外，人们不知觉地利用它来观看一切，进而人类进行了对这个世界的分类、概念的建立，从而出现了文化人。而当人站在了大自由的终点的时候，在对所有概念建立并深入了解之后，人会到达一个“已知一切”的状态当中，人就不再需要这样一个旁观的“我”，这样就回到了自然人。在这样一个漫长无期的过程中，人虽然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人类对于大自由的渴望已经消失，人们获得了它和所附属的已知。社会与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在那样一个终点，我们将面临的会是一个发达的自然文明。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十分需要这样一种体系：以文化为架设，令生命降临、运动，以一种假似恢复自然生命的状态建立、利用概念。这种假似态可以使得各种形式的文化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知未知。结语：
寥寥方几千字，算是写下了阅读时的些许感悟。看着行间的批注甚是欣慰，我向来是觉得，看书时若是不记下些什么那便是徒走一遭，如今这样也算是满足了。或许朋友们会问，搞清楚这种哲学有什么意义？顾城在卷尾曾这样写道：“之所以真理是简单的，就在于中国哲学点出的‘归于一’。如果你时时想起我们是一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旅程就都变得从容、有趣了。”我想这便是最重要的了吧。倘你还能更深一阶，使得文章造诣有着些许突破，用言辞惠及他人，那便更嘉。如若依旧一头雾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原因），那便怀着一颗平常心，一略而过；庄子说：“夏虫不可语冰。”未免刻薄，不过也不失为是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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