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郭沫若的文化选择(3)

　　三、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

　　(一)青春中华

　　晚清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重塑“中国形象”成为有识之士表达社会使命感的中心话题，在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梦》、蔡元培的《新年梦》、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等为代表的晚清“现代乌托邦”想象中，未来社会以全新的美妙幻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晚清文学“首先拉开了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重构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所形成的第一个高峰，真实地记录下了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构方面最初的觉醒过程和精神面貌”，这个时期全民热情激动，知识阶级青春洋溢，“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等呼唤光明与新生的社团大量产生，人们“竞相歌颂新生、青春、少年中国，欢呼着新世纪的曙光”，面对这种欣欣向荣的阶级特质，栾梅健就表示“人们似乎还找不出另外的一个阶级，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的自由、多样，那样生气扑人，焕发着青春的鲜艳色彩”。因而“青春中华”成为“五四”时期国家想象的主旋律。这种对中国的青春重构，不仅在文化学、心理学上体现为青春象征，更渗透着社会对青年的发现与前所未有的文化期待。李大钊曾言：“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鲁迅也强调，掀掉人肉筵席，废除吃人的旧制度，“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深感共鸣的青年郭沫若曾大声疾呼：“伟大的使命压在我们的双肩，要我们同心协力地扛举起来。”可以说，新世纪“青春中华”的觉醒，五四青年的狂飙突进，共同催生了“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而郭沫若无疑是感应时代跳荡，喊出世纪最强音的领衔者。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郭沫若的出现才使文学革命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破坏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符合社会革命的目标，他狂放的激情使‘五四’青年一代为之激动，他特立独行的风格真正表现出了启蒙者无法企及的个性解放，他的自由新诗打破了之前的旧格律的束缚，可以说直到‘郭沫若时代’才真正达到了文学革命的预期目的，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新文学运动进程，促成古典文学的近现代化转型。”这就是“五四”青春中华与青春文化的伟大魅力，它“反映了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告别过去、开辟未来、改造中华的文化心态”。

　　(二)青春人格

　　郭沫若的青春文化人格不仅代表了五四时代疾风骤雨般的时代性格，更具有超越生理学而通向文化学、心理学的认识价值，即他的一生都充满着“青春”光彩，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个人振幅与国家民族命运保持高度一致的“生命哲学”中，郭沫若的青春人格呈现如下特征：对青春文化的共鸣，极端的叛逆性、善变性，旺盛而长青的求知欲与创造力，童心未泯的性格。

　　首先，这种青春人格是一种努力汲取青春文化并创造青春文化的人格。这表现在青少年郭沫若对新学新知有着极度渴慕，注重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富于生态智慧、刚健素朴的内容，如《诗品》《诗经》《庄子》《易经》《史记》《西厢记》等，倾力采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极富审美救赎与解放功能的知识财富，如浪漫派、生命哲学、泛神论、个人主义、马列主义等;还表现在郭沫若在个人文化创造中的情绪本位与青春自觉，例如，“为了凸显其诗风的昂扬激烈，为了尽现其诗意中生命的庄严和情绪的端方，为了维护汉语白话诗歌的原创性，为了建立白话新诗的艺术规范”，他在编选《女神》时“几乎将他那时候已经写成、译成并已发表出来的一半舍弃了”。从中可见他对创造青春文化的自觉，以及对培植个人青春品格的努力。

　　其次，郭沫若的青春人格结合了极端的叛逆性与善变性。对其叛逆性，郭沫若将出生时的“脚先下地”，称作其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读私塾时的逃学，上小学、中学时带头闹学潮，三次遭斥退，投身缔造新社会的政治运动，好做“翻案”文章等，骨子里的叛逆个性赋予郭沫若以反抗权威、张扬个性的大胆与决绝。同时，他的叛逆又与他的善变相辅相成。郭沫若身上浓缩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影响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几乎都能从他身上找到端倪。正是借助善变，在学术领域“他的见解和发现最快、最多”，所以这种“善变”，“是不固执，是时时接收新事物，通权达变，紧跟历史潮流”。

　　再次，旺盛的求知欲与创造力是郭沫若又一耀眼的青春人格特征。郭沫若的勤学善思可从他学贯东西中见出，也可从他亡命日本期间由古文字学的门外汉一跃跻身古文字研究大家中见出，直到晚年他还在文章中说：“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同时，与他的求知欲相伴的就是他的创造力，郭沫若十二岁时就写下了《茶溪》《邨居即景》等诗歌，且不说他在文学、翻译等领域的著作等身，耽是日本十年(1928—1937)他就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煌煌十五种著作，晚年(1971)仍完成了学术作品《李白与杜甫》，郭沫若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生命，卷帙浩繁的文化艺术著述，无不生动地记录了他永不枯竭的创造力量，永远年轻的文化思想。

　　最后，郭沫若的青春性还表现在他的童心不泯。郭沫若是青春烂漫，永葆赤子之心，“不知老之将至”之人，老舍曾在《五十岁的老小孩》一文这样评价郭沫若：“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自己也说过：“年龄是可分成生理上的年龄和精神上的年龄两种。虽然没到老年而精神已经衰老了的人，我们也可以叫他做老年;但是许多前进的人，不怕到了七八十岁，他在精神上，却还是个青年。”无疑，这可视作他对自己青春人格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