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中国歌德”梦

　　1978年6月3日，“文革”后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到医院探望病重的郭沫若时对他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9天后，郭沫若与世长辞。也许，对于一生经历过无数动荡、即将要走到生命尽头的郭沫若来说，周扬的这番话是最令他感到满意的评价。

　　事实上，最初将郭沫若比作歌德的正是郭沫若自己。1920年3月，田汉从东京到福冈探望郭沫若，两人同游太宰府，饮酒闲聊“醺醺然有酒意，想替Goethe(歌德)和Schiller(席勒)铸铜像，出庙寻写真师……不得。彼此相依相扶，蹁跹梅花树下，不禁放歌”。郭沫若此时的脑海中浮现的也许正是魏玛剧院门前的广场上巨大的歌德与席勒铜像，它既象征着两位德国文坛巨擘的伟大友谊，更诉说着德国文学鼎盛时期曾有过的辉煌。时年28岁的郭沫若自诩歌德，把好友田汉比作席勒，道出了他年轻时的文学抱负以及对歌德的崇拜之情。

　　歌德之于郭沫若，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偶像，也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对他产生着巨大影响。郭沫若早年学医，在他弃医从文的转变中，歌德似乎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郭沫若曾说，是1916年与德国文学特别是与歌德的接近，把他“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1919年，当他想要改入文科而遭到自己老婆的反对后，便对一切科学产生了“唾弃”心理，而歌德的《浮士德》恰好在这个时候投了他的嗜好，也是在这年夏天，郭沫若开始零碎地翻译《浮士德》。

　　郭沫若把歌德引为精神上的知音，体现在其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白话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神》(1921年8月初版)中(《女神》所受的外来影响十分复杂，不限于歌德，如美国诗人惠特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部诗集的创作)。郭沫若在作于1922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称赞歌德为“伟大的主观诗人”，对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之力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的精神甚为赞赏，并且表达了自己与歌德在主情主义、泛神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共鸣。而“主情主义”、“泛神论”、“自我扩张”的精神在热烈奔放的《女神》诗篇中，获得了比在歌德那里更为夸张的表现：“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天狗》)郭沫若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解放个性、打破束缚的“狂飙突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