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平凹小说《高兴》(2)

　　二、城市中国的“他者”：被拒绝的认同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一种方式是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了当然，这些类别可能有重叠。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9]]认同的达成，是与关键人物的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对于《高兴》中这样一个新质的、高度认同城市的进城农民形象，我们不仅疑问：刘高兴自觉地高度认同城市，可是西安城认同刘高兴吗?

　　当得知刘高兴的英雄事迹既没有得到城籍户口也没有奖励钱的时候，瘦猴说：“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10] 在城市以捡破烂、收破烂多年为生的瘦猴的话，虽然刘高兴和五富都不爱听，但是却一针见血道出了城市对于进城农民的“他者”异质本性。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不仅受到来自同阶层人的嘲讽、质疑与否定，城市记者对刘高兴这种英雄行为的报道更是耐人寻味。质朴的刘高兴做好事觉得是应该的，本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却被记者报道为“想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11]在“城市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刘高兴被臆想为一名“党员”，其“农民工”的真实身份遭到了有意无意的遮蔽。

　　无独有偶，刘高兴与市容队员的抗争中同样存在着被“误读”的现象。刘高兴在广场上吐痰的时候，被市容队员罚款。但是刘高兴从容镇定的表情和不急不躁的质问把市容队员镇住了，取得了抗争的胜利。刘高兴很得意，就追问：“你怎么知道我是领导?他说：你过来的时候迈着八字步，我就估摸着你是领导，可见你肚子不大，又疑惑你不是领导，怪我有眼无珠，竟真的是领导。”[12]仔细分析两人的对话，却又让人感慨不已，真正能让市容队员信服、敬畏的并不是刘高兴的镇静与从容，更不是农民工身份，而是走路迈的“像领导”的“八字步”!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城市人”，还是在他身边的“同阶层伙伴”，刘高兴在与他们的“对话网络”中，始终无法获得一种确定自我的认同，反而是受到质疑的负向反馈。这表明刘高兴的自觉城市认同只是单维的认同，从来没有获得城市对他的认同，与城市处于一种非对话性状态。对于刘高兴自觉热情的城市认同，城市却摆出了冷冰冰的拒绝姿态。

　　然而，刘高兴非但没有因为“城里人”的误读而悲哀，反而迈起了“领导”的八字步。他自认“儒雅”，吹箫自娱自乐，导致了一种传言：说他是音乐学院高材生，因家庭变故出来拾破烂。对此，他也不说破，反而表现出很有文化的样子。刘高兴遗弃自己的农民工身份，而故意迈“领导”的八字步、有意把捡酒瓶做作为摆弄“古瓷器”的“有文化的样子”，显现了刘高兴自我主体性精神的游移与不足。装作“领导”或“有文化人”所获得城市认同，对于刘高兴而言是一种虚假的认同。在这一点上，刘高兴的精神世界里依然闪现着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依然存有自欺欺人、自我欺骗的精神底色。

　　比较于《平凡的世界》中同是进城农民的孙少平，却表现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精神以及这种主体性精神的成长力量。孙少平自觉地阅读书籍，从中汲取营养，感觉自己从狭窄的地方驶向广阔的知识海洋，为此兴奋不已;而且从艰难的城市劳作中，不断确立自己的独立主体人格，即使与社会地位不比自己高的田晓霞恋爱，也从不回避自己的进城农民身份，追求一种人格平等的主体性，展现了一种自足的现代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刘高兴的城市认同是非常含混的，一方面有着对独立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平等精神的追求，但也有一些非现代性因素。孙少平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进城而看不起农村的兄弟姐妹，刘高兴则鄙夷、嘲笑那些留在清风镇上的人们，“一天干到黑腰累断手磨泡了工钱有多少，五元钱算封顶了吧?咱既赚了钱又逛了街!你问清风镇的人有几个见过钟楼金顶?”[13]从中不难看出，刘高兴认同城市的价值根源是钱和见识。在城市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能够见世面，就是刘高兴渴望城市、认同城市的重要原因。刘高兴认同的城市只是一个繁华、富裕的城市，而对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和文明内涵少所感知。如同阿Q对“革命”的高度认同一样，阿Q期待的只是所能带来的“子女、玉帛、威权”的“革命”，而非平等自由解放的“革命”。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依然是非现代的，依然是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缺少孙少平的那种精神维度及其超越性。尽管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也有某些“现代意识”，那也不是从城市生存中萌发的，而是从传统乡村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携带着一些非现代性意识。

　　刘高兴对城市人的排斥与拒绝流下了悲哀的泪水。对于自己与城里人抗争的“胜利”，刘高兴用“狐假虎威”形容。我们没有权利批判刘高兴的隐匿农民工身份的“狐假虎威”，事实上，每一个城市人更应该反思，刘高兴为什么要隐匿自己的农民工身份“狐假虎威”呢?城市人有没有接纳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然而，刘高兴依然对自己的城市认同有着高度自信，就是因为自己与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4]刘高兴生遇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另一个肾的人。但后来，刘高兴知道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刘高兴认同城市的唯一实体关联，却被证明为虚假。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关系也极具隐喻性。孟夷纯的爱使得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大为扩张，但是在做爱过程中的性无能却喻示着他无法进入这个城市，无法扎根城市。

　　五富的死使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彻底崩溃。在危机时刻，刘高兴首先想到和遵从的依然是“清风镇的规矩”，城市化生存和城市化思维依然在刘高兴那里影响甚少。五富的尸体在车站暴露之后，面对众人的追问，“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15]

　　刘高兴不仅在话语层面上不被城市认同，其农民工身份不断被“误读”;而且从文化意识深层来看，刘高兴的“狐假虎威”与城市文明内涵、现代意识构成一种冲突。因此，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

　　“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16]刘高兴梦境中的意象已经清晰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化认同依然是乡村，而不是城市。